法籍中国作家高行健，星期三台湾师范大学演讲。他把本身的经验比喻成“逃亡”。
高行健说：“虽然我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我不逃，我恐怕今天不会在这儿，为什么？媒体就围着你转，你就成了一个媒体的风暴，媒体的风暴是不会停止的，我如果留在那转的话，当时就病了，住院两次开刀紧急住院，那完全不可能我之后十年还又有创作、不可能，是吧！”
高行健解释，媒体并不是恶意的，媒体是很热情的，但是你一旦卷进去就不行了，你得逃、你得清醒地知道，面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保持自己、保持创作，要作出选择。
高行健提到：“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种乌托邦共产主义，最后是极权专制，导致了贫困，俄国的贫困和中国大陆的贫困，我们都见过，我都亲身经历过，以致于到什么程度？就是饭都没得吃！粮食口粮还定量分配，要发粮票。”
高行健强调，逃亡是为了求其生存，当法西斯狂潮来了，能做什么？当然是赶快逃，很多聪明的戏剧家朋友也都选择逃，共产主义来不逃，不是要被关进集中营了吗？他还说，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朋友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高行健的第二次逃亡”。
高行健借由自己逃亡的经历，提醒学生，自由其实不在别处，要自己创造，人的一生往往都是自己决定的，内心浑沌、身处困境的时候，若受妄念主导，就容易碰壁、神经衰弱，甚至发疯，种种病痛都来，保有清醒的头脑、清楚的认知，才有智慧作出正确选择、赢得自由。
面对台师大文学院院长陈登武提问，哲学家尼采认为知识分子可扮演上帝的角色建立新的乌托邦，高行健则直言尼采是个疯子！他说，若把尼采当作诗人来阅读有意思，但如果把尼采当思想家或是领袖去信仰，就会跟着尼采发疯、讲疯话。他认为二十世纪就是出现太多的主义、意识型态和狂人领袖，以致产生这么多灾难，不如十九世纪美妙。
高行健还说，他在九零年代著作「没有主义」就提到，面对这个世纪，无论是艺术家、作家、知识菁英，前提是“没有主义”。高行健说：“先没有什么主义、先没有什么教条，清醒的面对世界，这是我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回到一个人、回到一个普通人、回到一个有弱点的人、有种种弱点的人，因为人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完人。”
高行健在这场以“面向二十一世纪—谈创作者的位置”的讲座上，与台师大校长张国恩对谈。高行健说，他同意张校长勉励学生“什么书都要读”，他也是跨领域阅读，中学时，物理和数学常常拿一百分，又会拉提琴、又会演戏，这些都没有妨碍，因为年轻人精力旺盛。
高行健还透露自己读书之多是怎么办到的，他在念大学时，学校规定每人有五张借书证，一张借一本，只有一张能借小说，同学顶多用个一、两张，他就把同学用不到的借书证全收来，每次借一大包书，后来跟馆员混熟了，没课的时候，干脆就躲进图书馆，一待就是一下午，好几个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他至少翻阅过一次。
高行健说，跨领域大量阅读，使得他未来在创作上产生新鲜的思想，思想不那么枯竭。
（特约记者：夏小华 责编：胡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