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党组近日下发《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创新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使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国民教育全过程。
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并不陌生。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爱国主义教育明显弱于、但并没有完全让位于有关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要求，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和政治口号之下的一股潜流。事实上，被陈伯达讥为“变色龙”之一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点燃文革的火花之一。江青在风庆轮事件中对“崇洋媚外”的批判思路至今仍在作祟。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个永远的主题。
美国政治学家、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表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变，使中国政府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传统形式需要改变：
“中国的环境已经不是封闭社会…… 过去毛泽东时代喊口号、讲党八股。（现在那样的宣传教育）效果差了很多。中国政府很担心这方面。”
北京大学访问教授、美国亚太法学研究所执行长孙远钊表示，爱国主义与对文化、政府的认同之间不宜完全划等号。孙教授反对排他、唯我独尊：
“一个人有民族的诉求，也有制度的诉求。在美国，人们的主要诉求是对制度的诉求。你制度好了，人家自然而然慕名而来…..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于无形之中…… （把爱国主义）变成一种传家宝，传承下去，让后代子孙引以为荣、为傲。”
孙教授说，与爱国主义这个题目相关的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心态比较复杂：
“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心态始终是一个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情绪-- 又羡慕又嫉妒，又爱又恨。”
冉教授说，总的来说，中国年青人、特别是来到海外的年青人非常爱国：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年青人的爱国精神相当高涨，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很自豪，对外国对中国的批评非常地反感。一些中国人有他的毛病，（但）中国人批评中国人就可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很多人就不以为然。”
在谈到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到海外投资的现象时，冉教授说，中国的制度有待改善：
“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经济、民主社会，很多人有钱以后就愿意离开．．．．．．．中国应当（对自己的制度）加以改善。”
（记者：杨家岱 责编： 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