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是公益组织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在云南盈江降低伤害项目办资深顾问。5月18号，他受邀到北京参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北京办事处的会议，入住到北京西城区鼓楼大街上的金色阳光宾馆。王文告诉本台说，次日凌晨3、4点钟，有人两次敲门。他打开门后，进来四名公安。他向本台提供了当时的现场录音：
公安:"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王文:"不知道。"
公安:"过去有吸过毒品史吗?"
王文:"有哇。过去有吸毒就要这样吗?这是那条法律规定的?"
公安:"北京就这么规定的。"
王文:"我需要看相应的法律条文。"
公安：“没有。赶紧去做尿检，你要不服咱就上派出所。”
王文说，他按照法律规定要求看警官证和传唤证，但是警察都没有。在他的执意要求下，警察打电话给派出所的同事，由同事把警官证拿到宾馆向他证明了身份。然后他们一起到派出所做了尿检，结果是阴性。
王文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强制尿检：
“从2008年到现在连续十次，一进宾馆就被尿检。他只是根据吸毒人员网上动态管控机制来运作的。”
王文曾经有过15年的吸毒经历。从2004年开始完全与毒品脱离关系。但是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数据库里，他永远是个吸毒嫌疑者。
王文的经历在过往吸毒者群体中非常普遍。高强是云南开远市长期帮助戒毒人员的社会工作者。他本人曾经吸毒多年，但是2007年后彻底戒断毒品。但是今年一月份，他到开远市强制戒毒所办理公务时，被戒毒所警察拘押进行强制性尿检和瞳孔检测，期间双手被手铐反铐长达四小时。在高强看来，这是对他权利的侵犯：
“社会各界对于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很认真地去执行，我觉得这很好，但是也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而去侵害其他人的权益。”
中国的《禁毒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对拒绝接受检测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测。高强说，这条法律规定的关键在于“涉嫌”二字：
“比方说我去戒毒所办事，或者说我在大街上走着，这种行为会进行吸毒吗？现在所有的法律条款和现行执法情况有矛盾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关键是它无法界定到底是哪些行为涉嫌吸毒？”
从高强和王文的经历来看，中国的现实就是，不管你已经戒掉毒品多少年，过往吸毒者一辈子都是涉嫌吸毒。
北京关注艾滋病防治的民间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负责人万延海说，对于有吸毒历史的人，戒毒不是他人生唯一的使命，他的其他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对一个有过吸毒经历的人，戒毒是不是他人生唯一的使命？压倒性的使命？一个人他要工作，要有家庭生活，要休息。他多方面的权利都需要保护的。”
在警方权力膨胀，过往吸毒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王文们和高强们就只好自己起来维权。高强曾经在2008年起诉过强制他尿检的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是中国首位成瘾者就强制尿检提出诉讼的人。毫不令人奇怪的是，那次诉讼以他败诉结束。现在王文决定也要就他在北京被强行尿检的遭遇提出控告。他说，要推动中国的法制化发展，需要每个人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我基本出行的自由都要受到限制的话，我就是那种二等公民。我们中国现在不是在讲要向法治化去发展吗？如果我们公民本身不去推动这些事情，哪天我们的社会才可以实现法治社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申铧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