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广州市综治委星期四通报说，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后，增城市委、市政府已经启动问责机制，免去刘某新塘镇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麦某新塘镇党委副书记职务，並提请依法免去其新塘镇镇长职务；提请依法免去其新塘镇镇长职务；给予大敦村党支部书记吴某、村民委员会主任卢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虽然广州市综治委的通报谈到处置了一些村镇级官员，但上级官员似乎还没有人对事件承担负责任。
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增城市有关部门对引发事件的有关治保会人员也做出了严肃处理，对在现场与王联梅夫妇拉扯争执的治安联防队员卢某，予以治安拘留10天的处罚，并将其开除出联防队；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治保会常务副主任卢某予以开除。目前，增城市政法机关在依法处理6-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增城市监察院近日对赵某等11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
官方媒体报道对6-11事件的描述是，因当地治安联防队员禁止摆摊的王联梅夫妇而拉扯他们，双方发生争执。部分围观人员借机在广州增城大敦村聚众滋事泄愤。围观人员集聚、起哄，拦截损坏车辆。针对事态可能升级的情况，广州市公安局于6月11号晚间出动警力，采取措施使事态得到处置。
在美国的冉伯恭教授认为，在中国大陆，许多民众对地方官员和城镇管理人员充满怨愤，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群体事件：
“为什么？一个小贩的问题结果引起上千人的抗议。这表示民众对政府某些方面积累起来的不满意，小贩的事情是一个导火线。其他的人本来对政府就不满意了，趁着这个机会大家一起群起而攻之；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市管理确实地方行政有问题。它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意。一方面地方的规章不合理，比如乱收费，有的是贪污受贿，当然引起很多人不满意。中国每年将近上千个这种事件发生在各地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大城市。城乡各地都发生这种事情，每次的事情牵扯到上千人。中国很多民众对地方的很多法规和行政人员的态度以及贪污，各种违反法律的情形是非常地不满意。”
中国网民对这起冲突的起因的描述与官方的说法有区别。网上的消息说，村治安队因对商贩王联梅勒索“保护费”，双方发生口角，治安队员继而殴打怀孕在身的王联梅。治安队员的这一举动引来附近外来民工的不满，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连续两个晚上与警方发生冲突，上万人上街封锁了107条街道，从大墩村向新塘镇政府进发，沿途有商店被砸，几十辆警车被烧，车辆被砸，还有网上报道说，有多人死亡。为平息民众抗议，当局调动大量防暴警察。有当地的外省民工说，地方治安队长期对商户小贩勒索保护费，并殴打外省民工，引起民愤。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各级管理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老百姓有气，而且老百姓内心不怕官府。敢于造反了。以前有气不敢变成这种群体事件嘛。以前就有气了，但以前不敢。现在老百姓对反动政府敢于说不了。一方面是开发，流动性大不好控制；第二个就是政府的权威丧失，贪官污吏太多了，而且大家利用互联网把贪官的事情都给泄漏出来了。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一种敬畏的感觉。看不起政府。这几种因素凑起来，再加上一点什么事情，导火线一来，这种不满就爆发出来了。这就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里，政府的职能没有跟上社会变化的幅度和频率。所以社会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有中国网友说，6月11号当局出动的警力超过5000人，动用装甲车、催泪弹，造成伤亡。但增城市市长叶牛平在新闻发布会否认了有人死亡的说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