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勇，中国警方日前查获了一起地沟油炼制食油的大案。中国地沟油的问题讲了很多了，为什么还有大规模地沟油生产食油的情况呢？”
杨勇：“我觉得这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说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管理和法治建设要跟上。另外政府的管理也要加强。这些事情说明很多方面政府的管理是缺失的。政府管理上有很多缺失、漏洞和死角；第二个在相关法律上还不完善。我们现在发展的步伐太快，有很多社会管理方面的机制还跟不上，这段时间出现了一系列环境方面、食品安全方面以及社会管理的问题，都说明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提高政府的管理素质和管理质量，要完善的发展当中的相关法律。否则，光是经济进步了，社会管理跟不上，社会的成长跟不上也会出大问题的。”
记者：“陆军，中国政府一直要打击食品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但是食品案件还是层出不穷，你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呢？还是监管方面有问题呢？”
陆军：“我觉得之所以现在食品安全的大案不断的冒出来，被揭露出来，而且一起比一起令人触目惊心，对于国人的健康危害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没有行之有效的行政和执法来作为保障。首先国家的法律它是先天不足的。先天就使这些造假的人或者说在破坏食品安全的人、这些企业的生产者、销售者，他们所受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受到庇护。而展观这些受害者呢，应该讲当前的法律体系使得他们在维权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记者：“杨勇，你一直在搞环保方面的工作，在地沟油的回收方面，你觉得是不是国家能够扶持一下，就是帮助他们生产生物柴油。因为在美国地沟油往往被列为生物柴油，而且这次被逮捕的炼油厂的厂长说他们本来是要生产生物柴油的，但是生物柴油卖不出去。 你觉得是不是要像美国一样扶持生物柴油？这样地沟油就有一个出路，这方面国家是不是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
杨勇：“现在类似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现在的低碳经济、绿色产业，还有一些环保的新技术、新工艺，现在在中国的推广使用都遇到了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国外的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些材料、技术、工艺，现在我们国家缺乏一些相应的和国际接轨的相关的一些标准。你没有标准，没有国家习惯性的思维，它就很难运用。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就相当于没有国家相关法律的这方面的保证。所以，我们在很多这方面的推广过程当中，也碰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积极地在推广一些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运用。但往往规划部门、设计部门，它要用的东西都按照国家现行的一些标准、目录在使用。如果没有在标准目录里的它就很难使用。它就说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地沟油事件我认为也是这样。实际上餐饮桌上回收下来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如果没有资源化利用的出口和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和相关的一些标准的话，这个资源化利用就很难推进。在这个时候，不法商贩就得不利用掺假的方式或者假冒的方式又回到餐桌上来了。所以说在这方面要给他一个资源化回收利用的出口。而这个出口就要相应的法规和相关的技术标准的保障。否则的话，要把它合理化的利用也非常困难。”
记者：“陆军，最后我想请你讲一讲在食品安全中受害者维权的问题。几年前的三毒奶粉事件中，受害者维权者遇到很多困难，你能讲一讲在具体方面主要有哪些困难吗？”
陆军：“这些家长在很多律师还有一些良心媒体的帮助下去开展很多维权的时候，反而是受到了重重的压力。比如说律师被要求不准接这样的案子；不许帮助他们去维权。而法院不给立案，一些家庭他们举证很困难。然后在这些家长不屈不挠的努力下和公众坚定的支持下，终于使这些责任者，这些违法者他们开始考虑各项问题，政府也开始把赔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这时候却发现赔偿的方案居然是单方决定的。居然是有侵权者他们单方制定的。而完全没有受害者他们的参与，完全没有谈判。而且也没争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就是一种单项发放的方式。就给他们发补偿款，然后要求他们来签字。这种情况首先是对这些受害者的家庭极端的不尊重，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的态度。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而是他们摆出一种施舍者的姿态。这完全是任何人类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以上是在北京的陆军和在成都的杨勇讨论中国的地沟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