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中国官方媒体控制下的新闻人感叹,中国目前的新闻自由度与一九八九年相比，出现大倒退。多位媒体人表示，记者因独立报道公共事件，遭到传唤、拘留、绑架，甚至被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有关强拆、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事件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禁区。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中国不少从事新闻工作或曾经从事新闻调查报道的记者感叹，在压力下，他们无法真正履行一名记者的职责，忠实报道客观事实。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强征强拆事件，以及政府人员以公权力压制民众维权等，在中国都成为禁忌话题。
一位曾因撰文揭露官员腐败而被羁押数月的中国调查记者，本周四（5月3日）对自由亚洲电台称，中国记者的“禁区”很多，诸如宗教、军事、间谍、强拆、涉贪，以及群体性事件，这些都不能报道。江苏南通环保志愿者徐勇，因揭露企业环境污染，需要经常与记者打交道，他对本台说，去年五月，他和网易记者去河南武陟调查当地的污染情况，被广源纸业的保安和当地公安抓到派出所传唤盘查。他说：“一般群体性事件，他们（记者）都不敢报道。我们当地的垃圾焚烧厂，因为当地政府用欺骗的方式建造，引起了公愤，很多老百姓（因此）闹事，这些事件新闻媒体几乎是不报道的”。
甘肃一位资深媒体人武先生对本台说，近三十年来，中国新闻界不自由已成常态：“因为传媒现在已经被奴役、被肆虐、被践踏，（记者）动辄被抓、动辄被不自由，动辄以莫须有弄（抓）起来的比比皆是，比方前年（2016年），甘肃武威的张永生，说是在洗浴场被抓了”。
2016年1月25日，甘肃《兰州晨报》、《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的三位记者张永生、雒焕素及张振国，因深度报道甘肃不久前发生的“巧克力女孩”事件，被当局先以“涉嫌嫖娼罪”，后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下，当局不得不放人。
同年3月10日，在中国人大一次关于立法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侨报》的一位女记者就“新闻法”提问，“中国新闻法何时完善，何时会出一个时间表？对于甘肃有记者被抓你们怎么解释。”人大发言人竟然以对方并非来自西方“主流媒体”为由拒绝回答。
武先生就此表示：“传媒不立法，传媒人就没有自由而言。另外在这种体制和制度之下，传媒不可能有自由，新闻不可能有什么所谓自由”。
三十年前，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时代，中国政府体制内有人提出新闻立法的建议，但在“六四”之后，有关新闻立法的建议被无限期搁置。
当年在某报社编辑部担任要职的武先生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出现了大幅倒退：“不容置疑，肯定是退步了。八九时期的各种高招都用上了。说心里话，（当局）有时候要立一点牌坊，现在干脆连牌坊都不立了。不要寄希望于比‘八九’好，我断言，在近一个时期内这种体制下，（情况）只能比‘八九’坏。‘八九’人们还敢上街说‘真事不敢说，真话不敢写’，那么现在你还敢上街说这种话吗？”
中国新闻记者师涛，因为通过雅虎发了一封政府文件给海外网站，2005年，被中国政府控以窃露国家机密，被判刑十年，2013年8月获释。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2017年中国大陆累计有52名记者被关押，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山东媒体人张先生对记者说，在政府的严厉控制下，不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放弃对其职业理想的追求，只当成一种普通的谋生工具，令人感到失望与无奈：
“当一种现象成为普遍的时候，它的新闻价值就消失了。所以说媒体的环境与体制有关系，有很多记者就是为了吃饭，媒体、新闻只是工作而已”。
媒体人武先生认为，二十八年前，中国出现短暂的思想活跃周期，才会有“八九民运”。而近年来，中国政府部门控制新闻媒体，限制舆论的方式日趋成熟，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负起改变这种现状的责任。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远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