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9月21号刊登题为《三学者谈：中国可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的综述。三位学者是：新疆大学的“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潘志平，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他们在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所采取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参照前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还给10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文字。这其实是在强化它们与主体民族的不同，并把一些原本已经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也“政治化”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认为，移植苏联做法是中国一部分民族政策逐步偏离政府初衷。首先是把确认民族身份和享受民族优惠“绑定”的做法。其次，把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等号，自我束缚。第三，人为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当作唯一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经济化”甚至“商业化”演绎成民族符号，强化了与汉族的“区别”，这是对民族平等的真正伤害。当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在想方设法固定、创造自己的“族源特征和文化传承”时，将必然导致“趋异”而不是趋同。
新疆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潘志平认为，中国民族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的根本点应是，对处于相对“劣势”的少数民族成员的扶助，特别是在教育和机会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农牧民及其子女。少数民族干部子弟事实上并不处于“劣势”。他建议，政府在优惠照顾上不要再搞民族成员的一刀切，而要面向贫困落后地区的所有居民，与居民的“民族身份”脱钩。这样既可更加公正，也可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
美国俄亥俄州托雷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认为，中国在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的同时，更应该保障少数民族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和就业机会：
“中国现在西藏、新疆最近不稳定，甚至带有动乱。中国政府也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和问题关键是什么？中国政府现在知道主要根源还是少数民族被排除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兴旺，繁荣经济的范围之外去了 。没有真正享受到实惠。中央政府应当尽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少数民族，改善他们的生活。不是救济而是给他们更好的工作。这样才能长久。因为真正赢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一定要从生活上、从思想上赢得少数民族对整个中国国家的认同。这不只是政治宣传。努力的范围之一就是中央政府特别对少数民族加以协助。”
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认为，在新疆7.5事件后，国内理论界有人主张废弃“中华民族”的提法。 但他认为，必须坚持“中华民族”，可将56个民族改称“族群”，使它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分开。他强调，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国家分裂。按照民族自决权理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解体的苏联应当一直是中国的“前船之鉴”。
美国西东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杨力宇则认为，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应该享有更多的自治权：
“所谓自治，我认为有三个意义，第一个人士独立，不受中共的指派；第二个要有民主的程序，选举；第三就是中央不干预。中央不能够干预自治区的财政、立法。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公开的说法就是自治。但只是一个表象，因为任何一个自治区里面，自治区的主席并不是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是党委书记。所谓自治并不是真正的自治。还是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他控制了重大的政策、人事和政府的施政。我是认为应该是实行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你可以获得民心的支持。”
在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上，马戎认为，中国现有的少数民族学校是不必要的，应该把少数民族人才输送到北大、清华来培养，使他们得以进入中国的国家精英网络，增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假如中国未来能出现一位出自蒙古族、维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那无疑将增强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认为，中国沿海和东部地区社会综合发展迅速，必然引起西北、西南边疆落后地区发展的要求，这里的民族大部分是跨国界民族，邻国又是当今世界动荡紧张的热点。所以，中国民族政策的目标应该把西北和西南当作沿海和东部来对待，反思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