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闻自由研讨会”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法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参加者包括学者和资深媒体人。
现代传播集团新闻中心主任秦丽文(音译)介绍，媒体在中国的概念已经改变。过去好像是媒体起教育大众的作用，而现在是人人都有话要说。
秦丽文：“媒体在中国的概念已经改变，中国有4亿手机用户，手机用户每个人就是传媒。”
网络流传的段子：官员威胁少女，我有什么什么；少女说，我有微博。秦丽文说，一个人发出信息，其他人会回应和传播，因此信息传递方向不可预料。人们在网上的虚拟空间建立联系，讨论问题，哪怕随后被删贴。这使得个人具有了一定的力量，因为民工可以用“山寨手机”讨论民工生活现状的问题。
秦丽文：“在中国上推特不容易，但是微博大家天天在发消息，一些社会不公啊，传播的非常快。”
而这些发消息的人，是在乎的，希望社会改变的人，一些甚至在自己所属机构担任要职。
秦丽文：“只要信息出去，就不同，政府就得回应，给个说法。但是还无法依赖媒体主持正义，因为中国的人多，不平的事太多，大家都知道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只是政府不承认。”
她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不能公开讨论一些问题，认为会影响稳定，影响经济。而80后90后的一代就没有这些想法，而是认为公开讨论，各方让步，这个国家才会好。
2003年到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的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新闻制片人彼得•赫福德(Peter Herford)回应，《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在年轻一代中已经谈不上了。
彼得•赫福德：“因为年轻人不看，只有他们的父母还看。社会变化快，两代人之间一些问题已经无法沟通。”
他说，中国政府在网络的普及方面是下功夫的，为了让网络发挥其教育功能，甚至要全国通网，包括没有商业利益的地区，同时又要控制网上内容的传播，甚至把封网工具向其他一些国家输出，换取原料和政治支持。
彼得•赫福德：“中国人，尤其年轻人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撒谎。中国不是法制国家。政府公布的数据是，每年十万个示威事件。这是政府的数据，你可能需要加一倍。都是民众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问题。政府并不在政策层面处理问题，而是哪出事，就去哪里把火扑灭。”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长滕绍骏（Fred Teng）提出，中国对新媒体的拥抱比美国要快，而且中国的媒体在向市场转化，经营方式也会改变。
彼得•赫福德则认为，现在中国的政府部门都有发言人面对媒体，但很多问题还是并不回答。
彼得•赫福德：“过去两三年，我看到是强硬派在控制宣传部门。”
他认为，中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共的统治基础。中国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尽管共产党还在用一些其中的话语和概念在统治。人们在怀疑这个价值体系。
彼得•赫福德：“出现了信仰群体，也说明人们在寻找价值观。网络上很多中国人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难道就是为了发财致富吗？这就是中国吗？ 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是谁？ 统治是一方面，而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另一方面。人们在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就有了意义。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找不到这个意义，迷失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