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的何晓清博士连续4年在哈佛举办有关 “六四” 的课程，在 “六四” 25周年到来之际，何晓清出版了她的新书：《天安门流亡者》(暂译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日前对何晓清做了专访。
记者：何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首先想请教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何晓清：因为我在加拿大念硕士博士时一直都在做“六四”天安门的研究，一共花了八年时间，加上修改，前后大概花了10年时间，这本书实际上是我的博士论文。我一直想做一个和89年主题相关的内容，也是我当年上博士硕士的原因，我想我们这一代经历过89年，很多人内心都会有情节，很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在这本书里访问了王丹、沈彤和易丹轩，在这里能不能分享一些访问他们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何晓清：我这个论文需要很长时间和研究对象在一起，我记录的不仅是他们接受采访时的语言，更重要是记录他们沉默时的状态。比如易丹轩一直不愿意谈他监狱里的事情；沈彤，他的沉默就是讲到他父亲89年以后去世，这种沉默有时比语言更能表达的他们想说的。这本书我不想把他们当作领袖人物来描述，而且这本书里我还写了一些为中国民主运动付出很多的小人物的小故事。他们不是被中国政府流亡海外、而是选择“自我放逐”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位89年的北大学生，在木樨地有个小孩倒在他怀里，他把孩子送到医院，孩子还是流血而死。他连续7天7夜回到医院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直 没有人来认领。他问医生可不可以由他来给这个小孩办后事，医生知道他是学生，就赶紧说你快走吧，现在都在抓人，不要惹事情了。最终这个小孩也被政府统一领走了。那个小孩穿的衣服打扮就是北京小孩，为什么这些爸爸妈妈连去医院领自己孩子都不敢。我这本书的题目好像非常政治化，但是89年的事情到最后其实是非常基本人性的话题，当我们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扭曲了，这个社会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扭曲。后89之后很多所谓的民运人士都被边缘化、妖魔化，在书中我想重新还原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记者：您觉得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为什么会被妖魔边缘化呢？
何晓清：一个是信息不透明，中国官方媒体会把他们说成卖国和外国势力沟通。在我书的最后写到“背叛的忠诚”，89年学生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仇恨绝望，王丹在书中也说了，89年走上街头恰恰是因为希望，是因为爱，甚至是因为对政府的信任，觉得是不会镇压的，这个政府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89年根本不是要反革命暴乱要推翻政府。
记者：我看到王丹在书中也提到80年代是中国最好的时期，但“六四”事件后，虽然中国人在物质上更富有，但精神上没有变得更富裕。非常巧的是我最近做了一个关于六四25周年的系列节目，是专门采访80后的年轻人的，他们也普遍有这样的反应，觉得80年代的大学生都充满理想，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变得非常功利，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何晓清：我做完64后专门做了后89的研究。后89我们看到一个犬儒、物质化和民族主义。其实这都和后89大环境有很大关系，89年一开枪，大家觉得这个国是爱不起的，你只能去爱钱，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对后89一代的影响，国党不分，49年之后大的灾难都不提。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开始思考问题，不像奥运前那么一面倒，不理智。
记者：为什么北京奥运之后会有这种变化？是互联网发达了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发生的民主运动。
何晓清：不光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我想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我采访的学生告诉我，去深圳到香港参加烛光晚会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冲击，因为他们从来不了解这些事情。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也在面对或多或少的改变，改变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冲击。
回报：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对《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晓清专访的上半部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何晓清将和我们分享她在哈佛大家教授“六四”课程的经历。
（记者：唐琪薇 编辑：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