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不少人们关心的所谓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方案。其中，农村土地改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法新社星期三发出一篇题为“中国农民期待发生土地改革革命”的报道， 因为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透露出，要想“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中国政府将允许中国广大农民的宅基地和联产承包责任田能够以某种形式在市场上流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此，北京学者陈永苗却不以为然：
“中国凡是针对老百姓和农民的改革充其量一定是甘蔗渣式的改革。我的意思是， 只有土地上的利益和产生的租金已经被权贵官僚咀嚼得只剩下甘蔗渣之后，所谓的改革才会被放开。这时，农民咀嚼到的甘蔗渣虽然可能还有点甜味， 但糖分早已荡然无存。
怎么一个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重大”和“关键”改革的土地改革却被陈永苗认为充其量只是一个“甘蔗渣式的改革”，广大农民并不会从中得到实惠，分享到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成果呢？目前在深圳工作、户籍还在农村的孟醒先生表示，这可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政策和原来的相比并没有多大突破：
“ 因为迄今农民对土地仍然只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即便是使用权也不属于个人，而是集体的。由此， 农民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权自作主张处理自己使用的土地。 我在农村我知道， 如果你将自己家的土地承包给他人，也只是承包几年而已；承包的土地用途不能改变， 耕地的还是用作耕地。 我认为，政府现在的土地改革政策无非就是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将农村土地通过流转大块集中， 进行产业化经营，根本不是什么土地改革”。
当被问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政策如果落实到位结果将是如何这个问题时， 孟醒回答说：
“农民可能会被从土地中赶出来， 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圈地运动可能在中国发生， 农村劳动力可能被赶往城市。如果社会保障等措施不全或不配套， 被迫进入城市的很多农民可能沦为受害者。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不是使很多工人下岗了吗？如果大规模实行土地流转，很可能有很多农民将下岗。 这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没怎么提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陈永苗表示，中国农村土地的价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土地租金来衡量， 一类是以生产的粮食价格衡量。 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已经导致城乡接合处的土地被卖的差不多了，土地流转无外乎就是让这些土地卖的更快一点， 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延续下去。 对于那些使用种植粮食土地的农民而言，土地流转可能使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耕种粮食的农民沦为流民， 因为他们的土地是以粮食价格衡量，而粮食价格在中国又很低，交易流转土地得到的报酬不足以让这些农民安身立命。陈永苗强调， 只有当农民有政治权力时， 土地流转才有惠顾他们的可能：
“因为农民的权利必须由政治权力做保障，农民可以组织起来， 与政府博弈和谈判。 如果没有政治权力，政府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今天说流转就流转，因为这符合政府的利益；明天不符合自己利益时，政府说改变就改变， 说剥夺就剥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写得再好听都没有用”。
虽然法新社星期三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农民期待发生土地改革革命”，但以上陈永苗和孟醒两人的观点使记者感到，中国土地改革的“革命”还远远没有发生，因为土地最根本的所有权还是在政府手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