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面临严重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有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全面爆发，届时中国单身男将数以千万计，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第一财经日报》9月30日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七亿多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至于出现这种异常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报道分析说，一般来说，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而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则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报道说，在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 19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达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达 121.18。尽管自2008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国家卫计委在今年初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整体水平依然偏高，其后果已经显现，风险进一步聚集和扩大。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光棍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推算，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万。而这数千万多余男性被挤压出婚姻市场，被迫成为光棍，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婚姻挤出”现象。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刘燕舞在河南、湖北、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光棍率自80年代中后期至今逐渐加剧上升。此外，光棍大部分集中在农村，有些贫困山区，甚至出现了光棍村。姚美雄解释说，男女性别比失衡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所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证实，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的确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长期进行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的李树茁提出警告，性别比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可能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
《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说,今年初召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黄文政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难辞其咎。"旅美中国学者谢选骏就此分析说:
"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和中国政府的一胎化政策都是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把传宗接代、继承家业和将来照顾老年父母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此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农村地区的老百姓通过将女婴溺死、或将女胎堕掉等方式弄掉女孩。这些都是造成如今男女性别失衡的主要因素。"
“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 这个概念是指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出生的或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 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而中国和印度则是重灾区。
《第一财经日报》在江苏北部农村的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医院畏惧惩罚不敢明明目张胆做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个B超鉴定性别是很习以为常的事。至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更加难以监管。没有任何一个意图堕掉女胎的孕妇会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目的。由于堕胎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怀孕后被认可的处理措施，孕妇只需告诉医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顺利堕胎。
报道说，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儿生命的意识依然没有普及，对很多人来说，堕掉腹中胎儿并没有很大罪恶感，更何况是为了性别选择的“合理需要”。根据历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为2.7亿人次，若加上数量可观的药物流产，总的流产数量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口学家梁建章表示，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认为，消除重男轻女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难以一蹴而就。而性别比严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他认为，最可行、见效最快的对策是放开生育限制。在人口学者何亚福看来，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法。海外中国学者廖然建议，中国要想做到老百姓停止从事选择性堕胎，还需要改善养老福利状况，并立法实施真正的男女平等，力图消除重男轻女在法律和社会中的存在：
“在中国，人们一直都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政府的很多政策也是重男轻女的，比如，过去单位分房子只分给丈夫，不分给女的。而近几年来虽然政府也在谈要消灭重男轻女等，但还是没有真正做到把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只是当作人看。”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还说，堕胎之所以被中国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为没有把胎儿当作拥有生命权的 个体来尊重。但在具体法律法规当中，对于胎儿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出生的胎儿没有公民权 力。而《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继承法》更明文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若不改变，会令中国蒙羞。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组织、每位公民的积极参与。
（记者：希望；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