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德国的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如果三峡大坝的确坚持了科学与民主的论证方式，就不会建坝。这个看法遭到国内所谓科学技术界、媒体的封锁。但是最近三峡工程前总指挥陆佑楣先生在维护政府的建坝政策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认为三峡建坝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关于这种说法，王维洛博士对记者说：“最近三峡总公司的总经理陆佑楣先生接受了一个采访，主题叫做‘三峡工程最终不是治水问题而是哲学问题’。那他现在把这问题上升了，认为三峡问题不是治水问题，而是哲学问题，那这问题就提得很高了。这问题因此基本上就比较难谈，因为我对哲学问题基本上是一窍不通。”
尽管如此，王维洛博士说，一般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皇帝一直把治水当作与治国一样，就说疏导是最主要的，也就是‘挡’是一个最差的办法。这就是说，你和自然硬性对着干是个最差的办法。”
对此，王维洛博士对比了中国最近六十年的科学事实，历史事实，“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开始从苏联把这个经验搬过来，开始建造大坝。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大陆上有的二十几座大坝，那都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建的。中国人大概只造过一个水电站，在云南建了一个水电站，其它的都是日本人造的。中国人本身就不会造坝。所以，从四九年到现在，中国人建造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大坝，这确实是个哲学问题。这就是讲中国的政治家他的整个思路是什么。他其实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哲学路线，而他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所走的这条哲学路线是错误的。”
王维洛博士说，尽管他不懂哲学，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事实，事实是能够告诉人们是否应该选择这种哲学。“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吸取教训的话，就可以比较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候中国可以说没有水库大坝，到现在中国有了八万七千多座水库，这是在统计之列的，没有在统计之列的，总共加起来大约有十二万座水库。那么建了这么多的水库，如果每座水库都能够发挥它的所谓的防洪作用，它的供水作用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洪灾，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多旱灾，中国也不会这么缺水！所以中国现在才是洪水来了，有水灾，洪水没来也有水灾，水少了就是旱灾！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多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