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援引一政府官员的话说，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 和拓展。官方并不讳言， 设置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原因，是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面对的网络舆论压力陡然增加。”
新华社有关各级政府纷纷设置网络发言人的报道，从若干贪腐案例在网络曝光说起，指出现在许多不法行为、贪腐案件都是首先通过网络揭发出来的，并评论说，网络曝光“开始成为中共的反腐新手段”。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他希望设置网络发言人不要造成更严重的机构臃肿：
“中共这个官僚系统已经是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还要政治官员。这东西宣传部都可以解决一下。如果它在不设置新的官员，新的部门的情况下，就是一个现任官员改一个职称，这个做法呢如果在不增加新的工作的情况下，能够接受有的人的工作的话呢，他的性质改变一下，名称改一下，职称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以这个名义再要增加很多新的工作人员的话呢，纳税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这样一种很简单的工作还要专门办公室来负责那一定闹笑话了。”
周教授说，中国政府很重视互联网的作用，设置网络发言人也许是重视互联网的一个表现。 他说，中央政府看来认为，互联网有一个作用可以为它所用：有利于下情上达和遏制地方政府的势力：
“有一个中央跟地方斗权的问题。现在地方政府对中央抵制得很厉害。很多东西地方如果有反映的话，地方就传达不上去。中央可以通过网络跳过地方干预，直接让民众把意见传上去。在我来看呢，就是中央跟地方角斗的一个方式。据我看也是中央解决中央跟地方矛盾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说他们下面的意见传达不上来，地方政府就干预。 比如说有个群众到北京上访的话，地方官员就把你给拦住了。那么这个网络的话， 提供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它能够让地方的意见传到上面去。”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表示，设置互联网发言人的举措具有象征性的进步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赋予这个设置以什么样的内容、是否能够保证信息的质量、有助于展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应该说这是进步，因为现在是个信息时代。中国自己共产党也说了，现在在中国一个新的议题是怎么还权于民。我想多少年来，中国从传统历史到49年以后，共产党当政以后呢，应该说更多地实行的一种上智下愚，就说老百姓没有必要知道什么东西。我想中国政府可能意识到现在必须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必须要有跟老百姓建立一定的信息和交流沟通的渠道。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应该是一个进步。问题在哪儿呢，网上的发言人，这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呢有它进一步的意义，更多的要看内容。就是现在怎么能够保证这个信息的质量，保证这个做决策的过程的透明？我想这个实际上是更值得人们去注意的。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建立这个网上发言人，你完全可以把内容跟过去一样千篇的、什么主旋律式的信息，那么这个我觉得意义并不大。所以现在还在看怎么操作它、给它赋予什么样的内容，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但是有这个机制本身应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象征性的进步意义。”
针对中国官方网站所说网络曝光“开始成为中共的反腐新手段”，苏教授表示，更准确地说，网络曝光是中共不得已而承认或接受的一个反腐新手段：
“网络成为一个不得已的中国政府承认的、或接受的反腐手段，这里面就是说信息技术迫使中国政府面对着它不得不接受的民意的监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
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比起传统的反腐手段，通过“网络曝光”反腐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我觉得网络揭发是旧瓶倒新酒，就比如如信访站，信访站访到后面也不了了之，网络揭发的性质没改变，就是民众多了一个表达他们意见和思想的一个方式。”
苏展表示，网民的大量评论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评论的产生，有时与官方信息不透明、从而导致网民的猜疑和揣摩有关。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