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媒体《新京报》在10月7号发表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目前各地的强制拆迁和土地征用已经成为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首因，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刘飞跃先生，您认为目前各地热衷征收土地和暴力拆迁事件的频繁发生它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刘飞跃：“暴力拆迁包括暴力征地这些事情确实多少年来一直在不断发生。它背后原因是一个土地拆迁和官员选拔任用这个制度，强调说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GDP要上去，那么地方上现在很多国营企业都垮掉了，经济怎么能够发展上去呢？那么现在就是卖土地、建房子，建房子首先就要拆房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他通过这样一些卖土地或者建房子这些情况，地方上GDP才能上去，上去了当然政绩就有了，才可能够升迁。我想这才是主要原因。”
记者：“从1993年中国政府实行干部考核体制以来，地方GDP实际上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唐荆陵律师我想请问，这种以追求地方GDP 作为评价政绩的一种标准措施发展到今天来讲，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唐荆陵：“因为首先当时中共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迫进行改革它就丧失了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后来经过89年反腐，内部不是有个政治改革的民间的呼声以及政府内部呼声的合流嘛，在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当局就丧失了政治改革的主动权。这个时候当局唯一的合法性就是要寻求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这个背后的因素也是当局在93年出台这种GDP考核来作为他们合法性根基的内在的驱动力吧。而现在这种GDP驱动或者说GDP挂帅，这种追求也开始带来一些恶果了。为了单纯地追求GDP，它缺乏社会上的其他因素的平衡，就导致了像权贵阶层通过掠夺土地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财政，以及来维持这种GDP的政绩。今天，像这种地方的权贵集团为了维持地方当局的财政、政治上的升迁，他可能会极大地损害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损害城市私有业主的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然背后的政治因素可能更加深刻一些。整个官僚集团它们在GDP财政也好，土地财政也好，这当中他们自己是可以获得利益的，那他怎么制止那些人的贪心？如果没有一个民主政治作为防范的措施，作为利益平衡的机制，这个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
记者：“谢谢唐律师，刘飞跃先生，唐律师刚才我想主要是就目前这种强制征收土地和暴力拆迁问题对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自由发展的一些主要的影响，他谈了他的看法。那么，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政府目前对于大肆征地拆迁，美其名曰‘发展’，叫做‘城市化发展’或者是‘农村改造’。刘飞跃先生，从您实际的日常工作当中，日见报端的这些环境恶化问题、资源浪费问题，因为滥征乱拆导致的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搬迁居民的补偿不到位、没有得到安置，您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刘飞跃：“当局意一味地追求GDP的发展，应该说也是饱受质疑和批评。但为什么这个状况得不到有效的逆转呢？因为在中国目前应该说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它以前所宣扬的那一套维系它统治的所谓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应该说都崩溃了。这确实就造成它的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它现在依赖的就是作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掩盖或者是暂时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它把追求GDP的发展上升到政权的合法性，上升到维系它的统治、维系它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一个高度。因为在没有健全的人权意识得到有效建立、公民社会得到有效建立、人们的各种自由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它要维系它的统治，自然对民众人权的侵犯和践踏一再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从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的评论文章来看，虽然GDP思维表面上看是在重视社会的发展，但实际上由此带来的盲目发展和公权滥用确实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危险。那么唐荆陵律师，您是怎么看待GDP思维与中国目前所强调的维稳之间的关系呢？”
唐荆陵：“GDP思维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官吏因素的一个刺激性条件，比如说像我们观察访民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很多都是因为城市的拆迁、农村的征地这样造成的。实际上这个群体也是中国访民群体中最大数量的，而且是增加最快的群体。其实就算是中央当局它改变对下面相关城市也好或者是省级单位也好，改变对他们的考核体系，我相信这也不是能够立即生效的。甚至它这种惯性完全不可能被制止。因为我刚才提到它除了有这种政治上的驱动之外，对于那些权贵集团也有个人利益的驱动因素存在。”
记者：“刘飞跃先生，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您认为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介入经济发展当中应该如何保护环境、维护法律秩序、促进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呢？”
刘飞跃：“最近不是有个说法嘛，说是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了。但这样一种统计实际上也是饱受广泛质疑，同时中国GDP带来的环境各方面的破坏也非常大。那么我最后要强调一点，要改变GDP的发展模式可能就会有效地改善中国的稳定状况。我倒是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你比如说在拆迁、在征地、上访的过程当中，访民们被抓、被打、被杀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人权侵害的这种现象。我想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他们有追求经济利益、追求GDP的这样一个利益驱动在里面，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够有效地保障和尊重人权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才造成人权的悲剧一再发生。即使中国官方它放弃了GDP 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只要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侵犯人权的事件仍然有可能出现和发生。”
记者：“那么，唐荆陵律师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刘飞跃先生特别强调一点：并不是去除了GDP思维就能够达到真正维稳的目的。刘飞跃先生认为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稳定将会起到决定的作用。唐荆陵律师，您对于刘飞跃先生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刘飞跃：“我还是很赞同他刚才的分析，十分透彻也十分到位。的确，对于官员的评价分析，我们应该回到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来，这个应该是属于人民的权力，不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上级的权力。真正的上级应该是人民。对官员的评价必须回到他所服务的人群当中去。那么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否则的话，它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中国湖北的维权人士刘飞跃和广州律师唐荆陵讨论中国官员追求GDP政绩强制拆迁征地引发社会不稳定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