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第一版于2007年出版，其中“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一章中，录有野草诗社重要成员邓垦和陈默的介绍。最新出版的第二版中，“成都野草诗歌群体”成为单独一节，并补入了成都诗人蔡楚的简介。并称蔡楚的诗歌，“表达了无力中的持守和独立”。
美国中文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本身也是成都人。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野草诗社被选入官方的汉语文学史中，说明作为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对后来中国的文学发展有不小的影响：
“他们那个成形是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现在都过了四、五十年了。现在的人回过头去看，仍然能看出他们的那种价值。有的东西当时他是靠占了一个比较显赫的地位，所以文学史不写它不行，它占了那个位置。反过来像他们这种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没有几个人读到，回过头来他们把它写进去，我想应该是对他们的文学上的价值的一种肯定。”
胡平介绍说，在六七十年代，诗歌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十分流行，也是当年青年人彷徨、不满和反抗的最重要载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诗歌的写作。在那种环境下，用诗歌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受是比较好的方式；再有当时这种方式也比较便于交流。当时没有互联网，长篇大论的抄一遍都累的半死，反过来一首诗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包括‘四.五’运动，流传的多就是诗歌。”
正因为如此，许多中国的地下诗人都曾经遭遇当局各种各样的打压和迫害。被录入文学史中的野草诗社成员蔡楚，现在旅居美国，当年也因为一首名为“乞丐”的诗歌而遭到批判和抓捕。
蔡楚表示，很多野草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遭遇：
“我是70年被批斗，后来改革开放，79年被平反。整个‘野草’的情况，像陈默他也是很不自由，他直到现在也没有工作，他妻子2003年还被抓进去关了五年，去年才放出来，也是由于她们还在大陆出版底下印刷物‘野草’抓进去。她开了一个卡拉OK厅，后来被封掉了。”
蔡楚介绍说，当年野草诗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被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满怀忧郁，只能借助诗歌抒发感情。他认为，正是因为野草成员从未梦想到诗歌会被发表，因此充满真诚和对艺术本身的执着，而对后来中国的诗歌和文学产生了影响。据悉，《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中“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一章由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亚东撰写。蔡楚认为，野草这样的地下文学团体被录入官方编篡的文学史中，虽然显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实在太过缓慢：
“从当初我们被抓进监狱完全就是不能发出声音到现在能够有限度的发出声音，实在的进步确实是太难了，走得太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