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沈阳的信访模式听起来似乎使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开始起到官方所宣传的“司法过程中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的作用，因为“人民网”的报道说，群众只要走进一个政府部门，其诉求就会得到解决。不过，当记者电话沈阳居民孙波，孙波给记者的回答是：“那根本不可能！”“现在都是所有的各个机关，各地的行政机关当官的吧，没有一个替老百姓办事的。什么信访，成立什么组织，成立什么部门全是虚设，没有用。我跟你说这以后肯定是虚设的、虚假的，不可能替老百姓办实事儿。现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想办什么事儿，不管沈阳，全国什么地方也不可能。”
旨在保护中国公民上访期间或向政府去请愿过程中基本权利的中国”权利运动”创办人张建平表示，沈阳的做法无非就是较少到北京上访的人数，为北京日益汹涌的“信访洪峰”分流，并不像官方媒体报道的那样：要达到想民、为民的目的：“它这个联席制度就是明明这个冤民权利还没有得到实现，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它就给给你来一个终结你的上访。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等于是医院把病人都都搞死了，然后说你都出院了一样。它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它这个联席制度就是终结访民。它就给你下一个文，开一个什么所谓的听证会，单方面的，不是公开的，当然它会以公开名义终结你上访，说你是无理上访，说你的权利，你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它就给你终结掉，这无疑是把病人杀死，说这个病人出院了，这一样的荒唐可笑。”
中国著名学者于建嵘认为，中国信访制度时期个有缺陷的制度。 这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都是以压力体制为背景的，它的存在削弱了中国的司法权威，使纠纷没有一个最终的具有权威性的裁判。对此，张建平表示赞同：“因为你想一个法制国家它也不需要什么信访制度。你公民权利受损害，你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救济，何必要拿信访制度呢？没有必要呀。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中国有法律但是没有司法的环境，它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中国大陆很多法律，一些法律应该我们看上去都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信访制度上不是说没有人去想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来解决问题，但一次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因为本身这个所谓的信访制度就是一个愚民制度，就是宣传它共产党怎么样伟、光、正的，它来关心底下民众的疾苦。但是从2000年三百多万人次进行上访到现零八年、零九年上升到超过一千万人次进京上访的，这样一个数字来看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信访制度来改革呀，通过怎么样能够看到希望。”
作为较早就开始研究中国信访制度的学者，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中国信访制度不能取消，只能改革；中国信访问题的被动局面，其根源在于政府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