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关注弱势群体为职责的“新青年学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杨子立和张宏海已在服满 8年刑期后于2009年3月获释。徐伟和靳海科获释后，将由监狱方直接交给辖区派出所，再由派出所直接交到老家警察手中。看来，徐、靳二位虽已获释，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
旅美异议人士刘念春表示，徐伟、靳海科等“新青年学会”的成员是无辜的：
“杨子立、靳海科他们四个人是在大学里出于爱国组成了一个学生研讨会（或）一个协会。他们是关心政治，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个健康的、安康的道路。实际上他们好像什么行为都没有。我在网上看过，他们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做，就是一个四个人的（小组），其实连个团体都算不上。他们就是经常在一起议论议论，发表一下看法，（而）这样就被判八年到十年，这太说不过去了。他们还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文章也是相当温和的，不是那种激烈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判重刑。他们在监狱里面可能饱受折磨，徐伟好像精神都出问题了，听说他们也在近期被关进过严管号。现在北京有些朋友，就是他们大学里面的或者关心他们事情的朋友，想看看他们。可能现在处于敏感时期，（政府）不让朋友去见。另外，如果国际上曝光这些事之后，（政府）它们就说不过去嘛。”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表示，异议人士，即使已经刑满释放，在“宁严勿松”的中国地方政府那里也不会得到宽待：
“执法偏离或者有法不依，认为政治问题就是宁严勿宽、宁严勿松。因为怕犯错误，管得严、抓得多，表明你立场坚定，跟中央跟得紧。但是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对这些事情有所放宽的话，可能（政府）就觉得你立场有问题。”
李教授表示, 在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对异议人士的压制会更严厉，尤其不能容忍对政体有异议的组织党派活动的人：
“特别是有重大事件，像开两会期间管得就更厉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些方面应该有些好转、有些区别对待。比如说对具体问题、政策建议，或者是对个人、对地方政府领导的一些个人的意见是有些宽松的政策。但是如果是对政体、对执政党有异议，或者组织党派活动，仍然是管得很严。像您刚才说的，捕抓、判甚至其他各种手段还是跟以前没有多大变化。”
一些维权组织对西方近年来对中国人权状况批评不力表示不满。对此，李教授表示，他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不过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未来一、二十年之内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西方包括美国现在都是很现实，如果你跟它平起平坐，甚至经济发展还快，财政情况还好，它就很现实，就不便于对你加以建议、指责，可能还要对你客客气气。所以，很多维权组织就认为这些政府没有原则、放弃立场，甚至加以姑息，是有这个变化。中国也在慢慢改革，但是确实有自己的运作方式，非常慢。中国办事情非常慢，所以恐怕一、二十年不会有太大的政体上的、很大的政治上的改革。”
异议人士刘念春则批评中国政府将庞大经费用于维稳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