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杭州多家医院日前曝光数十名医生在医务工作当中收受回扣，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张赞宁教授，我想首先请问您对中国目前医疗行业当中的这种收受回扣的潜规则目前日趋普遍地反映到日常工作当中。这种社会现象您有什么看法呢？”
张赞宁教授：“我认为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杭州是这样。据我所知，全国普遍一些医院都存在收受药品回扣的情况。公众对医疗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病难、看病贵并不是因为医生收受了回扣而造成的。而是我们国家对卫生的投入太低、太少；另一方面，我们的医生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甚至医生的人格尊严也得不到尊重，那么医生的医德、医风就会滑坡。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制度性的问题。医生当然有医生的问题，我不是在为医生辩护。现在中国的医疗医患关系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从制度入手，光抓几个医生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记者：“那么曾军医生，目前中国公众普遍面临的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到医生本身的劳务技术价值普遍偏低。您是怎么看待每天面对的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呢？”
曾军医师：“从目前来讲，医患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极端恶劣的、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对立面。那么造成这种原因我觉得也是和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我想从几个方面看，刚才谈到医疗费用和看病难。我觉得和制度有关，现在医院有分为二甲、二乙、三甲的。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患者可能很小的毛病就到最好的医院去看。他为什么到最好的医院去看呢？因为他不相信二甲、二乙的医院。因为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小病到大医院的话，每天一个医生要看100个，甚至150个患者。你说这个服务能够好吗？那么另外，看病贵我觉得更加不在医生这方面。看病它包括一个检查费、治疗费、药费、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护理，费综合的一个费用。所以现在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即便是在大的城市，35岁以下的住院医生他们的工资大致也就是三千到五千块钱左右，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到下面的基层医院里面是拿不到这样的工资。也就是说他工作一年连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不了。靠自己那点微薄的薪水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所以可能会造成了有一些情况下必须要有灰色的收入。我们那边叫灰色收入。所以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只不过现在是曝光了。但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
记者：“我们知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是今近年来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的问题。虽然国家卫生部对于这个药品回扣问题曾经有过明确的规定。医院的医生在临床行医过程当中严禁设立和收取药械生产和经营单位发放的各种变相回扣。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中国医疗系统当中的回扣问题根源来自于制度。那么对于政府在治理药品回扣问题上的惩罚力度，张赞宁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张赞宁教授：“我觉得不是惩罚力度的不够。很多医生已经因为收受药品回扣进了班房，判了刑。因为医务人员他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应该作为一种纪律来惩戒，不应当动用刑罚。医生收受回扣跟官员们贪污受贿是完全不一样的。官员们贪污受贿他是主动地，医生收受回扣他是被动的。也不是因为医生收了回扣药价就提高了，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厂家他们有一个潜规则，他们为了搞竞争，什么药赚钱大家都去生产这种药物，那么生产多了就要有一个潜规则来竞争，就要有回扣，所以，这个制度性的问题的主要矛盾方面并不在医生或在药厂。再一个就是据我所知，中国医生一方面工作很辛苦、很累、风险又高；另一方面他又很穷。横向地比，中国医生的工资是全世界倒数第一。所以，医生一旦他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而且他的人格也得不到尊重，他就可能不会尊重病人。现在医患矛盾是一个恶性循环。要阻断这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不是惩戒几个医生的问题，一定要从制度上入手。”
记者：“曾军医生，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有关目前中国的这种陈旧的医药体制是导致回扣之风屡杀不绝的原因。那么，你怎么看待如何有一套在阳光之下运行的机制，接受公众的监督，根本上能够治理收受药品回扣这样的腐败之风呢？”
曾军医师：“说句老实话，作为医生去接受回扣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退步。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依然有呢？确实医生的价值现在本身就低，他才会去挣这个灰色的收入。最终的解决办法，第一个医疗改革，你这个投入能不能投入到医院里面，让病人能够感觉到交了税最后是用之于民了。但现在做不到，现在是国富民穷，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老百姓的怨言就必然出来，但政府的舆论导向完全倒在了是医院干的，是医生干的事情，不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要对医院、对医生。所以这个你要解决不了，我觉得很难做到。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东南大学的张赞宁教授和广州第一医院的曾军医师讨论中国医药系统普遍存在的医生为患者开药拿药商回扣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