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运团体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举行主题为“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的研讨会，邀请正在美国访问的刘晓波的朋友、中国独立作家余杰做主题发言。
余杰表示：刘晓波是89民运中著名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六四后21年来，四次入狱；是知名度很高的政治评论家，他的每篇文章都在海外网站上广泛流传；他又是深具影响力的《08宪章》主要起草人。余杰说：“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为人民付出代价，然后理应被人民感戴的对象，他还把他的爱，把他关怀，给了比他处境更加艰难的人。”
余杰与刘晓波认识九年，两人成为至交。两人平时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经常的骚扰。余杰说，在严峻的环境中，他看到刘晓波有非常可贵、在中国人身上非常少有的一种宽容的精神。人们在他因起草《08宪章》被逮捕判刑后，更看到了这种精神，余杰表示：“他在最后的辩护词中说出了‘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尽管这句话使他受到很多批评，但是这确实是他思想和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因为不仅共产党在伤害每一个中国人，每个普通人之间也在互相伤害。晓波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们在精神结构上，在思维方式上，在语言系统上，跟共产党非常相似，所以他在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改变这种跟共产党的同构性。中国的改变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变，更加是每个人心灵的改变。刘晓波是非常少数能够把仇恨转化成仁爱的人，他的这种仁爱甚至拓展到那些监视他、骚扰他、甚至殴打他的警察身上。”
余杰复述了刘晓波曾向他讲述的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几个便衣跟着他到这个朋友家的楼下。一个小时后，他接到其中一个便衣打来的电话说：刘老师！我在下边憋了半天找不到厕所，我可不可以上来到你朋友家用一下厕所？晓波在征求了主人的同意后，让这个可怜的便衣上楼来用了一下厕所。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受迫害者绝对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加害者一样的道德水平，相反，受害者应该以一种人格和道义的力量来唤起加害者内在的良心。”
余杰还谈到刘晓波的牺牲精神。刘晓波本不用因为写文章而坐牢，作为才华横溢的作家、学者，他有可能写出如曹雪芹的《红楼梦》、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巨著，但他却把所有时间精力用于写作鲁迅称之为“速朽”的政治评论。余杰曾问刘晓波：后不后悔？他用一句话来回答我说，我们今天既然生活在我们的同胞的最基本的人权、自由和尊严都被践踏的这样一个国家中，我如果去写《红楼梦》、《管锥篇》那样的作品，这是一个过于奢侈和贵族化的选择。他从来没有想过用写作来为自己赢得历史地位，但历史对他是公平的，所以，他是一位作家，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