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被打死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最近一封拒绝道歉的声明，使得人们再次聚焦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问题。旅德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高度评价王晶垚先生的“拒绝”声明，她认为人们对文革和红卫兵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
一月十三号，宋彬彬等一些老红卫兵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就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师们的迫害进行所谓道歉，把自己定位于没有能及时制止暴行。二十七号，当年被迫害致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发表公开声明拒绝了这个道歉。为此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问题再次在海内外引起讨论。
旅德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一九六六年九月曾经公开给毛泽东写信反对文化大革命，然后自杀抗议，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十三年后在一九七九年获得自由。现在王容芬博士在文革历史以及文革研究方面具有相当知名度。她对本台记者说，“首先我认为王晶垚先生这个声明是个巨大的进步。文革四十八年以来，这位老先生达到了他的认识的最高点了。文革结束后，他一直为他的妻子被害这个案子在告。但是从底下的检察院到上面的最高检察院都不给他立案，当然他是当作刑事案件告。”
尽管如此，王容芬博士认为，王晶垚先生对于红卫兵问题的认识还是太善良、天真了。“到二零零八年我给胡杰关于卞仲耘之死的电影写影评的时候，王晶垚把我的文章改成，王晶垚并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他们毕竟是汴校长的学生，他只是希望他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
对此，王容芬博士说，王先生追踪凶手的努力有一个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误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检察官哈里斯先生自费到北京来调查这件凶杀案。他采访王晶垚先生，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王先生想都没想就答出来了，毛泽东！这哈里斯就很不理解了。他说，王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寻求公正，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要我所说的那种公正：确认杀害卞仲耘的凶手，把他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这就连美国人也看到这点了！”
王容芬博士说，红卫兵问题是个无法回避，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是红卫兵迫使王晶垚先生必须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二零零八年一些当年的红卫兵登门拜访了（王晶垚），但是他们不是道歉，而是套人家的话，出来后又骂人家。这次他们则是连王晶垚的名字都不提，不向王晶垚道歉，不向卞仲耘的家属道歉，实在是太过分了！这大概也是把王先生逼到这一步的原因。”
为此，王容芬博士高度评价了王晶垚先生的声明，并且认为这个认识发展过程对文革研究有着普遍的意义。“王晶垚先生的三条声明，第一点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将近半个世纪，一个最大的苦主认识到这一点了，杀害他妻子的人是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
第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但是宋彬彬他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抢救了。
第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啊！这样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三点需要四十八年的时间，所以一般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认识，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日！”
（驻德国特约记者：天溢 / 责编：申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