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机关报发表党校教授的文章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合理，因此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但有评论认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释放诋毁宪政及自我辩解的信号，凸显当局在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现状下，对舆论失控的忧虑。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的文章，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文章认为，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合理，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以建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就是先进合理的制度。
文章虽也承认，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完善，有待改革逐步加以解决。但作者并没有阐述制度“不完善”之处及产生的原因，而只用“一些社会问题主要是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能归咎于现行制度”一笔带过。
文章强调，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国情，因此应该坚定这样的制度自信。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就此表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赞美现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文章，却正反映出了当政者不自信的一面：
“现在有文章来为自己的制度、理论辩护，本身说要加强自身自信，那说明现在是不自信了：在黑夜里，喊着说‘不怕鬼！不怕鬼！’说明心里是怕鬼的。另外，制度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如果说经济制度的话，现在中国执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列宁全集》里面他说过，‘市场经济加对外贸易’这就是资本主义。”
姚监复指出，以所谓生产资料分配形式划分，中国当前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按劳分配阶段，包括固定资产总值、劳动力数量及上缴税额等范围统计，中国的三资或私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已经超过整体经济的50%。姚监复说：
“现在，（中国）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自信’就说明对资本主义制度是自信的。如果说叫‘社会主义’，你社会主义表现在哪呢？原来说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如果说公有制，现在私有成分超过百分之五十了；分配也不纯粹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制度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只有一点就是共产党领导。”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中国国务院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也认为，中共机关刊物近期连续强调要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很可能反映了中共高层对当前的社会形势感到焦虑：
“根本点就在于他们发现，现在宣传当中使用的这套意识形态在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当中越来越没有市场，急需要为它的意识形态寻找基础，所以在反复地讲。现在，中国现存的意识形态和现存制度其实本身存在根本性矛盾。如果按照中国现状来讲，中国既然在经济方面实行了私有化，试图通过经济制度的改变来维护政治制度，那么这时候实际与马克思这套正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针锋相对了。”
程晓农认为，邓小平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之所以提出“不争论”的观点，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挽救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衰败。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但回避了中国经济改革是姓社、姓资等理论上的争议，也为中共推迟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
程晓农指出，从目前习近平的做法来看，似乎他并没有领会到邓小平的初衷：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了‘不争论’，就是因为他知道不能争论。习近平选择了‘要争论’，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很有勇气，但实际上这个‘要争论’只是把邓小平当时试图回避的那些矛盾又重新翻出来了。但是他的说法比邓小平的就要差一些，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他是把毛的那套制度扔在一边、不谈了，习近平现在的说法是‘前三十年不许用来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许用来否定前三十年’。但他不想一想，这前三十年正好是他现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基础。”
在北京的姚监复则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期释放出的一连串保守意识形态信号，与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后的政治路线有关：
“我想这就是中办‘九号文件’对当前意识形态提出的七个方面，认为西化、分化、敌对势力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反对民主宪政。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些都反对，那还有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民主？普世价值都不承认的话，这样的制度有什么值得维护的？所以我想，这说明自己不自信，总怕自己一党永久执政的合法性被人质疑。”
姚监复表示，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接班后，官方高调反对宪政并坚持高压维稳的社会控制政策，凸显当局在社会矛盾高发的现状下，更担心失去对舆论的控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