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举办的陈一谘回忆录座谈会上，从中国大陆来美探亲的姚监复也参加了讨论，并接受记者采访。
座谈会上，姚监复十分钦佩陈一谘在重病下写出1百万字的回忆录。他特别提到陈一谘的两个重要功绩。
一是在1989年5月，陈一谘提出召开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讨论学潮问题。鲍彤认为是陈一谘一生做的好事里面最好的一件，是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当时学生和政府之间问题的合情合理的办法。这个提议也曾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但陈一谘却因此过上了流亡生活。
二是索罗斯基金会给体改所的资助问题。80年代，索罗斯基金会曾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赞助中国将近三百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包括资助体改所及其他文化事业。
姚监复指出，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认定索罗斯是CIA的人，索罗斯给陈一谘的改革开放基金，是CIA的钱。这样就把赵紫阳、鲍彤、陈一谘、何维霖定到CIA的线上，把学生运动说成被CIA操纵。当时王震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 “三所一会”是大小舰队，定为敌我矛盾，可以扣上“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顛覆國家的反革命行動”的帽子。
陈一谘到美国找到索罗斯，要求澄清。索罗斯在报纸登出声明，希望江泽民、邓小平派人到华盛顿来查索罗斯基金会的账；也可以带着账本去北京。全世界看到了声明，国内大参考也登出来，慢慢就没有人提了。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王芳的回忆录对此事只字未提。
姚监复：“当年提的那么严重，到最后你的回忆录竟然一字不提。这就跟陈一谘的回忆录是不同写法。历史事件就应该原原本本的讲，当年你怎么定的？后来怎么回事？弄清楚了，最后你为什么不提？我觉得应该有个交待。”
姚监复说，赵紫阳把这笔钱给了安全部，让他们去制服特务，就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索罗斯在回忆录中承认，在他所有的资助中，只有这笔钱是失败的。
姚监复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对很多社会问题也积极发表看法。谈到当今中国的形势，他说的平静委婉。
姚监复：“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他们一定能听见。就是想不想听，愿不愿意听，和能不能听进去。例如对我，五月份就不准我去香港。我能接触更多人的机会，不让我接触；我能听别人讲话，我可以转达过来的，也不让去转达。”
姚监复说，他去年到香港和美国参加会议，中纪委发出通报。显然有人把他的发言记录汇报。一条指姚监复在会上宣传胡绩伟的观点：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这才是真正的体制改革，其他都是行政机构改革。第二条是姚监复在会上说，习近平绝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面临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他必须做实事，必须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但是绝不会立即为“六•四”平反。
姚监复：“这两个我有什么错？头一个话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21页你可以查。第二个呢，你能反过来说习近平就是戈尔巴乔夫，现在就能为六四平反？所以我就想，好话和坏话你都让人说，你可以听。不必把它当成敌对势力、敌对言论。”
姚监复说，这次是出来探亲。当局只许他探亲，不许他开会。
姚监复：“我觉得我们缺少免于恐惧的自由。我觉得见见这些人还是可以的。我想和谐社会，和，口里面有吃的；谐，皆言，大家都能说话。”
尽管有人警告他，参加会、接受采访以后就永远不能出国，姚监复还是温和的说，希望以后还能有与媒体交流的机会和见见朋友的机会，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