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是六四26周年，“天安门母亲”群体等约十位难属，在公安监控下集体抵达北京万安公墓祭奠遇难亲人。祭奠者之一张先玲在回家的路上对本台记者讲述了祭奠的过程和警方的监控情况。一位当年住在张先玲儿子遇难地点南长街的居民，对记者讲述了八九年六四当时的情形。
本周四是北京六四26周年纪念日。六四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当天早上九点多，由当局专车送达万安公墓祭奠遇难亲人。参加祭奠的“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们群体的成员和家人未能自行前往。到达公墓的成员先到遇难者的墓碑集体祭祀，完成仪式后，8个遇难者的家属再到各自亲人的墓碑前拜祭。难属张先玲在回家的路上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在雨中完成了祭奠：“我们刚刚祭奠完。今天下雨，但是能来的基本来了，如尤维洁、黄金平等这几家都来了，不到十个人。可是加上旁系亲属，人就多一点。我们开始是默哀、读祭文、向遇难者三鞠躬，每一家给遇难者亲属献酒，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到各个墓地去，给遇难者墓地献上鲜花，没有人拦着”。
张先玲说，有别于其他祭奠者，他们是从公墓的首长入口，长驱直入，但沿途一直有人在拍摄：“是在万安公墓再往北走，就叫北门。今年的戒备森严。从外表看不出来，人非常多，从旁门进去，每一年也不是这样。记者过去可以把车开到正门，聚集在门口。今年是根本过不来，到了接近万安公墓的一个路口时，其他的车辆都要转弯，不让直行，只有我们的车牌号码是登记的，可以直接进来，通行无阻。别的车都要转弯”。
记者：你们车上有没有警察，还是警察提供的商务车？
回答：对。警察提供的商务车。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在门卫的房间里有男男女女，四、五个人，拿着至少两部摄像机、照相机，对我们摄像、照相。我就想拍他们，他们就躲起来。去年拿“长枪短炮”（相机）的很多，今年少一点。
记者：您觉得与去年比较，哪一年紧张？
回答：还是去年紧张。但是这两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对记者隔离得很严。
此外，“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家中的电话，星期四仍无法接通。她的儿子蒋捷连当年中枪的地点，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原定封闭至周四晚，但北京地铁公布，有关的出口已解封。早前，北京地铁公布，木樨地站其中两个出口，由6月2日晚6点至4日尾班车期间封闭。木樨地曾是“六四”期间，其中一个死伤人数较多的位置，当时的伤者被送到附近的复兴医院。
北京一位学者周三晚间告诉记者：“昨天晚上都已经有了这个消息，是确实的，这几年，好像在这一天都是这样，他主要防止天安门母亲，与六四有关的组织或者个人，在那里搞祭奠活动”。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一侧的南长街南口，被解放军的子弹射杀。一位当年住在南昌街的居民小平星期四对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她说：“那时我在我们家住的胡同里，他们不让出去，听到枪声，都是些工人纠察队拿着木棒子，不让出去。我们就在胡同里面往外看，有骑平板车的从天安门那边往回拉（死伤者）那些人，就看见有人过来，身上都是血。反正是往北拉，往北海方向。我哥哥当时在天安门。我妈妈不让我去，看我哥哥跑去天安门，还不回来，急得够呛。开枪的时候，他躲起来了”。
本周四早上，天安门广场一度封闭，公安不准记者进入天安门广场，只能在场外看升旗。据香港电台报道，六四26周年，天安门广场如常举行升旗仪式，但警察不准记者进场。清晨4时许，记者到广场接受安检，进场时被警员拦住，要求出示证件及记者证登记。公安一度表示，登记完毕就可以进场，但其后说今日有特别措施，所有记者不能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记者离开。记者与警察交涉时，一位警察对记者说，“你比谁都懂，为何不能进场”。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 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