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者报》6月4号的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打破邓小平划定的禁区？文章说，如何对待这些禁区是考验中国一代代领导人的一个课题。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篇好文章最好要作到其中一条。《投资者报》6月4号一篇题为“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作者”的文章就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何对待邓小平所划定的禁区？
邓小平都划定了哪些禁区？这个问题大概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答案，如果要举出一个禁区来，那大概就是：不许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再举一个，那大概就是：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不可全盘否定。邓小平生前一再声明为国家大政方针所不允许的，大概都可以看作禁区。
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博士表示，一个社会大概多少总有点禁区，至于邓小平在世时所划定的禁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了某些积极作用：
“邓小平做了很多事，结果中国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张博士表示，一个国家一定要开放，但是开放不妨按步骤进行：
“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一下子开放就可以做出来的。”
在审视《投资者报》所提对邓小平所设禁区应取何种态度问题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的：“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意思是说，对过去的回顾当以当下现实作参照。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表示，从中国当下的现实来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大会触碰邓小平划定的禁区、从事政治体制改革：
“他（习近平）根本的信念是相信共产党的，他不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有根本体制上的改革。”
冉教授说，当下中国领导人的所说的改革，主要是行政改革：
“他只是在行政方面改革。”
冉教授还说，李克强的“权力下放”，是以效率而不是体制为指归的：
“期待他们在经济方面会大量放松政府控制—这也不切实际的。”
谁都不否认，共产党在中国掌政以来，作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冉教授不反对这个看法，但是他说，人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共产党也做过一些正面的事情：
“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对中国作了很多正面的事情。它弄出了很多毛病，特别是在人权等方面；问题就是说：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能够代替现在共产党政权的一种组织。”
以上是自有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