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打击贪官运动中，揭出了一批所谓”小官巨贪”案。官方媒体开始讨论如何铲除“小官巨贪”问题。不过有评论认为，存在小官巨贪现象，并不等于大官少贪或者不贪，而治贪依靠所谓中国特色不可能有效。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一点二亿现金，黄金37斤。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涉贪污受贿近四亿元。北京一个村会计挪用一亿多人民币。深圳龙岗街道一个村委主任，收受贿赂五千六百万。北京动物园副园长，也被控涉嫌贪污上千万元。
类似的小官大贪或者小官巨贪案件近期被不断披露。官方新华社的八个贪腐过亿的芝麻官的贪污经历，都是在单位说一不二的基层领导干部，俨然是“土皇帝”，他们的部门内部集体贪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都是通过“欺下瞒上”的手段，轻松躲避了监管，通过积累式的贪腐，从小贪小腐变成了巨贪巨腐。
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表示，小官巨贪显示中国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难治之症，而大贪官也是由小贪官变化而来。
“高级官员都是从小官提拔起来的，很难想象小官的时候贪，大官就廉洁。人的贪欲是没有底限的。”
他也指出，中共高级官员贪腐情况其实更为严重，但因为可能损害到中共本身的形象和合法性基础，所以官方对披露的大官贪污数额往往加以限制。
“高级官员贪污问题更为严重，只是报道的时候不敢说。比如刘志军加上张曙光，贪污有上千亿。薄熙来日本媒体报道有六十亿美元，周永康有三百六十多亿现金和金融资产。”
官方中新社则发表评论，讨论如何铲除这种小官巨贪的现象。文章引述中国专家的话说，小官巨贪是因为中国基层权力生态存在乱象，小官们个人素质和法治意识淡薄，因此要加强监管，强化权力制衡。
不过，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把官场贪腐分成小官和大官不合理。
“这个概念提出来非常可笑。其实要贪污的话不管官大官小都会贪，关键是制度输给了人贪婪的欲望。”
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专家提出了各种治理小贪官的办法，比如加强巡视、加强上级监管、加大问责制度力度，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等等。章天亮认为，过去两年中共的反贪腐运动，并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制度性方法，因此无法根治中国的官场腐败。
“这种运动式反腐不能持久，王岐山自己也说他们现在是不敢贪了，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种雷霆手段是无法持久的。就是这样，中国的反贪也和权力斗争有关。以后王岐山不在了，或者权力斗争结束了，那么又会开始贪了。”
中国的刘先生则把中国采用的反贪方法总结为“中国特色的反贪制度”。他表示，中共提出的方法基本没有摆脱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办法，而这些方法被历史证明效果不佳。
“历代皇帝都和王岐山习近平一样是反贪的，因为江山、财产都是他们家的，但到了朝代末期，朝廷上下贪污腐败都特别严重。中国特色反腐两千年历史证明了不可行。其实西方有现成的反贪方法，比如三权分立，比如舆论监督，比如民主选举。但中共舍易求难，其实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已。”
刘先生认为，中共短期内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各级官吏的腐败问题无法根治，迟早会出现反太弹。因此他对中国治理贪腐的前景并不乐观。
（记者：石山；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