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33名矿工八月初开始被困井下69个日日夜夜，令全世界为之沮丧；尔后又奇迹般被一个个救出，令全世界为之动容。中国外交部证实，在这次矿难中，中国向智利提供了救生设备，为救灾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人怀疑中国向智利提供救生设备的能力，但是人们也都在问一个问题：中国每年矿难死那么多人，当局有没有为自己的矿井也配置同样的设备、落实同样的救灾措施？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骆琳表态要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是好的，但愿他的承诺能够兑现：
“中国政府它有很多的表态。大大小小的事情它都有表态，无论是从民主化、从中国的义务教育、还是从中国要实行什么法治，这些表态表态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有的三十年、五十年，但是其实许多都是没有兑现的。那么，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言论表态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它这个政府它没有接受老百姓的压力和舆论的监督，还有人大系统的批评和督促的话，它就没有责任。一个没有责任的政府，它的表态只是短时期来化解当下的危机。而从长期的、实质性的发展来看，我觉得往往离它的表态都是很远的。”
夏教授表示，中国与智利的国情一度很相似，智利能够做到的，中国也应当能够做到：
“中国现在跟智利有相似的地方。智利在皮诺切特总统下面应该说跟中国今天的发展比较相像都是威权主义，就是极权发展模式，但是智利政府90年代它转型，而且是比较平和、和平地转型。皮诺切特先让出总统，后让出军权。所以跟中国相比，中国有希望可以向智利学很多东西。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智利的安全体系。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总统自上而下的一个全国性的，运作非常好，合作非常紧密的一个全国性的安全体系。无论表现在这次煤矿的救灾，还是不久前它的地震的救灾，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无论是总统、政界、地方政府、军方合作得都非常天衣无缝。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全国一个比较统一的而且合作、监管都非常有利的一个安全体系。因为中国的煤矿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在经营，而且许多是小煤矿。那么小煤矿是私营主在经营，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监管措施，也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的考虑。所以这是中国矿工出现大量悲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旅美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刘念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呼吁政府珍惜人民的生命。他表示，应当让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参与安全保障的落实与监督：
“实际上宪法赋予的有结社自由，结社自由就是工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工会肯定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关心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那肯定要重视，它会考虑得非常周到；另外，即便有死伤人，这种情况出现也会进行比如补偿、抚恤金啊，你这抚恤金给的多，那些矿主他肯定又心疼了，心疼之后他就会避免出现这种矿难。可是工会根本就没有，完全是政府和矿主主导这些事情。这种情况之下，让他们重视矿工生命，恐怕是根本就办不到。”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尖锐地批评中国政府曾经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将志愿救援的外国政府拒之于千里之外：
“它觉得如果接受其他国家尤其是比如说它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的这种大国友善的援助，它觉得对它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挑战，或者它接受了比它小的这些国家，一个小国，那么，它又觉得对它大国又是一种侮辱。”
中国去年至少有2700名矿工死于矿难。就在智利救出33名矿工后不到一天，中国河南禹州一煤矿发生瓦斯突出事故，共导致37名矿工丧生。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