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组建 “学运之声”广播站，传递广场信息，救助绝食学生。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周锋锁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后在5月31号辞职，
“辞职是因为，当时我跟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我们在北高联反复通过了让学生撤离广场的决议，但是（5月）26号到28号在广场没法实行，我觉得这个运动快要进入一个人气会散掉的局面，也很痛心，但是没想到后来会镇压，就是觉得这个人气散掉了，觉得当时我能做的很少，就辞职了。”
周锋锁说，6月1号到3号，他都在清华校园，本来打算4号去内蒙古旅行，但是6月3号的一个消息让他隐约感到政府可能要开始镇压学生，于是在3号下午重返天安门广场，
“3号早晨我们听到，广场附近，2号晚上3号凌晨有一次很突然的进军，有一辆装满武器的军车被送到学生手里，学生把军车送到了公安局，并留了收据。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四.五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中共镇压的过程就是从诬蔑老百姓烧军车开始，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个镇压的信号，所以6月3号下午，我和清华筹委会的一些人去了广场。我们到广场的时候闻到很浓的催泪弹的味道，大概下午4点钟左右，从那开始冲突越来越血腥、激烈，大概晚上8、9点钟，不停的有军队冲过来，有坦克、装甲车冲过来，9点以后就开始听到很重的枪声，开始得到很多死难的消息。当时我们一直在天安门广场，大概最后有3000多人，清华同学大约有100多人，都是从纪念碑下最后离开。我们觉得广场是最危险的地方，尽管在那之前，我们是希望大家撤退的，但是在这个镇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为着我们在外面抵挡，我们当时还是非常想在那里能够坚持下去，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并不是不会被吓走，但是后来我们没想到在外围牺牲的市民和学生是最多的。但是我可以做见证就是，我所熟悉的北高联的常委，中共所说的学生领袖，有很多都是在纪念碑的。”
周锋锁回忆说， 6月4号凌晨4点半左右，他被赶下纪念碑，
“我是最后被赶下纪念碑的几个人之一，当时还有刘晓波的太太，还有人大的一个女教师。我们被赶走是因为，周围开枪的子弹打到纪念碑上，他们很快冲上来，用枪托砸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想抓我们学生骨干，后来觉得人太多，没办法，就驱赶。我离开的时候我身后就是坦克。”
回到清华后，周锋锁利用清华学生电台，向外界传播北京血腥镇压的消息，6号离开北京。
“6月6号下午3、4点钟左右，我从清华去天安门东边，坐火车回家。离开之前还去天安门看了一下，天安门东边南池子大街口上，当时看到天安门、大街被坦克压得一片混乱，像战争区域，远远望去，很多坦克， 炮口冲着我们。在镇压之后那么多天，我一直无法相信他们会开枪。当时我也不能相信这个国家可以在二十世纪用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百姓。当时也有很多市民去那里观望，表示抗议。我当时还作了一个演讲，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有一天也许街道会被修好，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朋友怎样的死去，不会忘记这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付平民’那个地方离坦克大约200米左右，很多北京老百姓劝我们走，说这里很危险。后来我才知道在南池子大街附近，在中共控制了广场之后，他们还经常开枪，那个地方还死过很多人，我们离开不久就听到枪声。”
如果学生在戒严后撤离广场，是否会避免六.四的惨烈结局？周锋锁表示，
“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我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也经常回想，作为学生领袖，不管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是，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学生领袖，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所有的力量，保护所有的同学了，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事情的结局不一样，这当然也是我一直回想的一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我对于所有的死难者，还是有一种亏欠吧，这也是我的动力，也是每年尽力寻求真相，为六.四死难者寻求正义的一个动力。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学生领袖，是站在前面的，很多事情的确是受我们的影响的。另一方面，镇压本身来讲，我们是受害者，没人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冲锋枪来对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直到我看到我们清华有死难的，在木樨地看到很多的死伤者，我都没法相信这种血腥的镇压。而且这么多年，我们也慢慢的对于中共镇压的过程有一些了解，第一就是，6月3号开枪，绝不是6月3号做出的决定，作决定其实最早邓小平冒出‘流血’这两个字，就是‘用20万学生的生命换20年和平’，这是在 4月25日，邓小平就讲出来了，所以他整个计划，包括他调动20万的军队，围攻北京等等，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屠杀绝对不是偶然的。包括开枪的命令，现在经过吴仁华的证明，都是有一个具体的下命令的人，现在看来很有可能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当时作决定也是不顾赵紫阳这些人的反对，甚至军队内部、共产党内部的反对，非常任意的作出一个残暴的决定，但是是经过他周密计划的。作为学生来讲，当时整个过程，我们只能坚守我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想，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老百姓，特别在北京，很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个事情中间，因为他看到学生做事情，是有理有节的，是想寻求一个真正的对中国更好的一个方向。”
六.四后，周锋锁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学生领袖名单中，6月13号在西安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没有判刑，1年后获释。周锋锁说，出狱后，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门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其他学生，不许他回清华上课，要把他流放到河北阳原5年，后经清华校方交涉，改为3年。周锋锁91年从清华拿到大专文凭，离开了河北阳原的水泥厂，后在国内经商。他曾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奖学金，但中国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国当局突然又给了周锋锁护照，他在95年1月抵达美国， 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周锋锁现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事金融分析工作，并在2007年与赵京共同设立了“人道中国”组织。谈到创办“人道中国”的初衷，周锋锁说，
“因为这些年我们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人士之后，就发现对他们的关心太少了，我们在海外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一个安定生活，自由，可以发言，替他们表达，但是我们关心的实在是太少，我们做的太少。最重要的是，每年因为人权等被关押的政治犯都是成百上千，而大家想起来的，海外有所实质性的帮助的不超过20个人，这20个人以外，往往因为他们没有知名度，没有获得任何的关心，非常悲惨的一种情况。人道中国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性，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尊严、关爱这个基础上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人道中国的活动主要从这个方面出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微小力量，关注不被中国社会或美国华人社会所了解的这些人这些事。过去这些年，人道中国在中国大陆资助了大概上百人，绝大部分不是名人。我们主要帮助的是因为政治、宗教、新闻自由受害的人，也作广义的救援，像去年四川大地震，人道中国在地震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在网上募捐，而官方领事馆的活动大概一个星期后才开始。我们当时的捐款也很快送到受害的人家里，是很多受害者拿到的第一笔外边来的支援。以后也要秉持这种目标。”
周锋锁说，“今年请方政先生来美国，也是出于我们的这种想法，觉得像方政这样的这种六四的受害者，没有受到海外应有的关注。我们在纪念六四的时候，不光要看到学生领袖、或者政治层面，也要看到人道层面的问题，就是很基本的这些人就是因为政府的不义，受了这么大的损害。我们要纪念六四，也许对于我们来讲，纪念六四每年就是去一次，或者被人骂几次那样的，但是像方政这样，他的腿断了，他是因为要救人他的腿断了，他每天都生活在这种苦痛中，我们做什么，能够为他分担一点呢？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也希望将来这些事情能够做得更多。”
周锋锁从2007年起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相较于20年前走上街头追求民主的热忱，今天中国的民众是否更关心切身的经济利益呢？周锋锁对此表示，
“89年之前其实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别。当时参加抗议的很多学生，在那之前都是‘托派’ 、‘麻派’，就是一心想考托福离开中国或者打麻将的人，到了89年5月份你突然看到这些人那么真诚的追求自由。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力量，并不是它不存在。当然我们跟中国的草根组织也有一些接触，现在最大的问题，很多人被抓在监狱里、面临残酷的打压、、生活无着落、要离开中国，在中国要坚持下来、合法生存、但不放弃理念，对于任何跟我们有共同理想的人来讲，这是最大的挑战。”
谈到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周锋锁表示，
“短期看来这个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压的确前所未有。比较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或世界各国对言论、人的自由的侵夺，对人的生命的不顾，都是无法跟现在这个政权比。现在我看不出任何这个政权会改变的迹象。当然我们一直相信，中国民主的将来，在于一个社会根本的改变，在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包括言论自由、人权法制等根本的框架。在海外，我们有一些海外的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离开了中国的土壤。我相信，中国民主的问题将来对世界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个改变不可能依靠外部环境，必须从中国内部来，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从上而下的改变，很可能是从自下而上，但我们并不清楚从下而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周锋锁为中国政府封杀言论自由感到担忧，他认为，即使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相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通向民主转型的根本，否则中国可能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现在的执政者到时也必将成为受害者。周锋锁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从现在开始寻求整个社会的和解、民主化，才可能在将来为自己留有生存的空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