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坎夫纳曾做过BBC政治评论员，新政治家杂志的编辑。他把自由分为个人生活中体会到的自由和公众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多了一些个人的自由，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上学、穿衣、买车都有了更多选择。这些物质条件对于从前没有享受到这一切的社会还是很重要的。 但那只是第一个阶段。更有挑战性的是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社会生活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而这条路并不平坦。
约翰•坎夫纳：“奥运会前夕，中国政府非常紧张，加紧钳制。人们以为奥运之后就会放松管制，结果并没有实现。”
他用水龙头来比喻，说中国政府在试探，把水龙头打开一点，看看不行再关上。
约翰•坎夫纳：“要看中国政府愿意多大程度上放松严控，发挥人们的创造力，改善政府的管理。这样就能带来社会稳定。”
以谷歌为例，他说，一般的公司很大压力来自客户，谷歌原来配合中国政府、自动进行过滤的做法已经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当中国政府得寸进尺的时候，谷歌觉得已经不符合自己的公司利益了。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也这样对待其他公司，他们也会学谷歌的样子，再不情愿也要离开中国。
现场一位听众、《纽约时报》前驻联合国记者沃伦•霍格(Warren Hoge)说，开放的自由社会，人们可以广泛交换信息和想法，互相评论，科技的进步也依赖于此。如果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人有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就会限制社会的创造性，那么其他更自由的社会就会走在前面。
他的疑问是，随着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要求自由，中国没有公众自由的经济发展还能存在多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