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殖民者登陆新加坡，招收大量来自中国沿海的劳工。百年后的现在，当代华工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新加坡社会，在那里被统称为“客工”。这些从中国来到赤道的劳工，长期与家乡的亲人分隔两地，有人住在隐身组屋区的非法客工宿舍，也有人因迟迟无法通过永久居留申请而感到茫然。
新加坡的小国奇迹常为人称道，台湾也不时传出向新加坡借镜之声。然而，新加坡小国奇迹的背后，却是由无数个无法安家落户、被隔离在当地社会之外的廉价劳动力所支撑。事实上，光是2017年，海外移工汇回中国的汇款就高达六百四十亿美元，是全球海外移工汇款第二多的国家……
新加坡街头为中国劳工贴出的中文租屋广告（宋家瑜拍摄）
去年夏天某个夜晚，我在新加坡的合法红灯区芽笼等公车，站牌旁油漆斑驳又黏满广告的柱子，在干净整齐的星国格外吸引目光。靠近一看，柱子上贴满简体中文写的租屋资讯，“6–8人房、床位、包无线网、可报地址”，裁成条状的联络电话随空气隐隐震动，好似在招唤找房的租客赶快撕下。
“新加坡的租屋网站这么多，怎么还有人用这么老套的方式贴广告、找房子？”我提出疑问。
“都是贴给中国工人看的啊。”一起等车的新加坡友人告诉我。
到哪都能遇到中国人。在旁边等公车的本地大哥听见我们聊天，忍不住出言附和两句。
如同柱子上那些被撕掉后又会迅速贴上的租屋广告，一批批中国劳工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补齐新加坡匮乏的基层劳动力，赚取低于当地水准的薪资，同时被隔离于当地社会之外。他们就像社会的伏流，在地底下潺潺流动，供给土地滋润和养分，不被看见，但未曾消失。
牛车水余东旋街的华工苦力造型装置（宋家瑜拍摄）
移动的中国劳工
今年53岁、来自江苏的双胞胎兄弟，在2001年通过“劳务合作”的途径进入新加坡的中国企业中建南洋担任建筑工。对他们而言，从家乡飞越两千哩到赤道挣钱不算太稀奇的事，“来新加坡工作就跟去新疆工作一样，都是每年回去一次，”哥哥说。“差别只是来这里要坐飞机。”弟弟在一旁补充。他们回忆，当时也有中国劳工到以色列、科威特、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听说去到中东的劳工要被贴号码，诶，好像犯人啊，兄弟俩说着一起皱了眉头。
长期在海外的他们，时间的定向感由一连串数字所组成。2001年正逢911事件，新币兑人民币跌到4.6，不好。中美贸易战，新币兑人民币破5，还不错。有时人民币升值，国民理应振奋，但对时常汇款回乡对跨国移工而言，心情真是五味杂陈。或许世界各地的中国移工都和这对兄弟一样关注汇率波动，因为光是2017年，海外移工汇回中国的汇款就高达640亿美元，是全球海外移工汇款第二多的国家。
如今，兄弟俩在新加坡工作迈入第17年，对星国的物价了若指掌，不像刚来的时候，买东西都会在脑袋自动换算这在中国只要多少钱，但两人依然每月固定到华人聚集的牛车水汇款回乡，或许是本能地认为，所有赚到的薪水都会在中国花用，即便他们一年当中只回去中国几天。
聊着聊着，哥哥的咖啡已经喝干，弟弟朝巴刹安娣喊出一串“Kopi O Siew Dai”（黑咖啡少糖），口音是地道的Singlish，热咖啡上桌，他们像本地人一样喝之前先拿起小汤匙轻轻搅拌。身体记忆赤道的一切，脑海里想像的生活画面，背景定格在江苏的家。
客居他乡的中国移工，就像移植嫁接的枝桠，在水土不服的异地努力向上伸展，根却始终扎在原乡。
客工，永远的客人
像这对江苏兄弟一样的外籍劳工，新加坡将他们统称为客工，“客”字背后，隐含了当地一直以来对移民的态度。19世纪初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发展新加坡的经济，从福建、广东等沿海较贫困的农村招收大批契约华工，本地的土生华人峇峇称这群鸦片战争后来到新加坡的华工为“新客”（Sinkeh），意指新来的客人。新客到新加坡后多数从事搬运工、建筑工、人力车伕等苦力劳动，身无分文来新加坡的新客，必须劳动三年偿还公司代付船票的钱，才能恢复自由身。
百年后的现在，新客成为地主，契约华工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新加坡社会。许多透过人力仲介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劳工，依然得支付高昂的仲介费、从事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比早期的新客多一个困境：即便在新加坡工作再久，都没有主动选择成为移民的权利，这群劳工在国家疆界法制化的时代来到新加坡，只能成为永远的他者、永远的客人。
面对新加坡越来越严格的移民政策，中国客工试着用其他方式接家人过来一起生活。在星国从事10年建筑工作的陆大哥，曾在四年前计划帮太太申请工作证过来工作，当时他想离开宿舍跟太太到其他地方租夫妻房，但为了争取新币150元（约台币3,500元）的住宿补贴和公司闹得不愉快，夫妻俩团聚新加坡的计划也嘎然而止。
随着儿子大学毕业，今年陆大哥决定把儿子带到自己任职的公司工作，在新加坡的工地，有不少像他们这样一同到星国打拼的父子。如今49岁的陆大哥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虽然妻子在中国，但至少儿子在身边了，未来他回乡养老，儿子会继续在新加坡赚取生活费给家人，如同他过去从新加坡寄钱回乡一样。长期与妻儿分隔两地的中国客工，跟孩子相处的机会不多，对他们而言，牺牲家庭团聚时间光换取更好的经济条件，就是对家庭最负责任的方法，所以他们往往会带着孩子踏上自己的步伐，将出国讨生活的命运交接给下一代。
不同于长年往返两地养家的陆大哥，年轻一辈的中国客工面对无法安家落户的制度，已经有不同的看法，开始思考回乡的可能。
来自江西的小方在新加坡从事物流业六年，今年向新加坡移民局申请永久居留权没有通过，如今30岁的他，认真思考是否要结束新加坡的工作、回家乡开店。说起申请永久居民失败的事，他坦言“会失望啊，会觉得这里的人不接受你，没有归属感。”总是笑笑的他，脸上难得出现一抹沮丧的神情。
小方在新加坡有一群同样来自中国的朋友，有人申请上永久居民，也有人转成公民。谈到成为公民的那位友人，他说当时朋友很挣扎地询问大家意见，毕竟要放弃中国国籍，心里还是很矛盾。
“一个月后他跑去宣示了，现在拿的是新加坡护照。我们也没说什么，就是常常和他开玩笑，现在要学会唱新加坡国歌啦。大家都是异乡游子，能理解的。”说起这件事，小方语气平淡。
新加坡有46万名中国移工，多数人拿的是申请门槛最低的工作签证，即不得自由转换雇主、不可申请永久居留权的工作准证（Work Permit, WP）。薪资较高的工作者有机会拿S准证（S Pass）、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 EP），这两种工作签证可以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每年很多符合资格的人递出申请，但未必能通过审核。早年申请条件相对宽松，随着本地人对移民人数增加的不安声浪加剧，近年新加坡对移民开的门越关越窄，新加坡的中国论坛“狮城网”就常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讨论：“申请PR又被拒了，我该留在新加坡还是回国？”
如果明年申请再没通过，就要辞职回中国了，小方明确给自己订下一个结束工作的期限。“我也老大不小了，总要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至少要买房吧，现在这样的状态，很难往人生下个阶段迈进”。
隐身组屋区的客工宿舍
我似乎能理解为什么小方将买房视为目标，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他已经整整6年没有住过少于10个室友的宿舍，长年没有自己的房间，就像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离结婚成家的想像很遥远。小方说，这里的住宿环境很拥挤，和家乡差太多了，每个人刚来都有点不适应。苦中作乐的他不忘分享曾经听闻的都市传奇，“我们算还好了，妳去过孟加拉工人的宿舍吗，在铁皮屋里，长长的走道两旁都是上下铺，哇，他们那才是真的辛苦。”
这样的劳工宿舍环境，和19世纪新加坡的华工“猪仔馆”几乎如出一彻。猪仔指的是当时从中国被拐卖来新加坡做苦力的劳工，他们在掮客的诱骗下签订英文的劳动契约，一抵达新加坡就被人口贩子带到环境恶劣的“猪仔馆”集中管理。1901年牛车水宝塔街（Pagoda Street）的59间屋子中，有高达12间是猪仔馆，本地文史学家考察著名的猪仔馆“广合源号”旧址，发现窄小的店面里竟然设计五间厕所，可以想见当年里面环境的拥挤。
牛车水宝塔街现址，因为街上有当时著名的猪仔馆“广合源号”，宝塔街又被称为广合源街。（宋家瑜拍摄）
2016年新加坡的客工宿舍曾爆发大规模的兹卡病毒疫情，当时本地劳团曾针对客工的宿舍环境提出抗议，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狭隘拥挤的客工宿舍隐身在新加坡的组屋（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组屋是新加坡的公共住宅，超过80%的本地人住在组屋，有些屋主会将家里房间分租，和房客共居。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依组屋的种类规定可出租的房客人数，例如四房式的组屋不得租超过六名非血亲之房客，其目的是为了“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但房客少、要分摊的房租相对就高，对客居异乡的中国客工而言，租一张床铺的租金能让他们攒下更多积蓄，因此才会出现大量贴在芽笼街边墙面的中文租屋广告，这些宿舍几乎都是违法超租，在有限的室内空间塞满上下铺床架，不可能放上租屋网站宣传。
来自陕西的小史和秦大哥知道我对客工宿舍感到好奇，邀请我晚上到宿舍一起吃饺子。他们的宿舍位于新加坡西部靠近工业区的组屋，搭电梯上楼的时候，小史一直说这里环境比较克难、希望妳不要介意。抵达门口，他拿出钥匙转开铁门门锁，低声说，住这么多人是违法的，怕被看见，门要记得关起来。
打开门，一股混合汗臭、油烟、炒菜香的浓浊气味窜出，瞬间我有点犹豫该不该待空气流通后再把铁门带上，但小史连声提醒快关门。走进宿舍，映入眼帘的是照不到室外光线的小客厅，天花板的挂扇吃力打转，摇摇欲坠。穿鞋走过客厅的地面磁砖，透过鞋底踩踏还是能隐约感觉到地板长久没清理的湿黏。这间客工宿舍共有四间房间，每间房里都放着铁制的上下铺，目前住了13位中国客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住进17人，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样，有人凌晨2点晚班回家，有人凌晨4点要上早班。
宿舍的房客全部是第一次到新加坡的客工，他们在中国付完仲介费就被安排住进这里。小史和秦大哥的宿舍是上下铺，一张床位是新币230元（约台币5,290元），他们的薪水分别是新币1400元及1800元（约台币32,200元及41,400元），低廉的租金能够减轻他们面对新加坡高物价的生活压力。这些非法超租的客工宿舍隐身在新加坡各地的组屋，在不妨碍邻人生活的情况下，附近住户就算知道这里有客工宿舍，也会有默契地无视，因为大家都知道若举报的话，房东罚款事小，倒霉的还是这群要连夜搬家的无辜房客。
秦大哥在厨房杆面团，光着上身，看到我们进来大声吆喝欢迎。今年35岁的他以前在陕西的中餐厅当厨师，音量宏亮，到新加坡的食品厂工作刚满一年，相较其他才来几个月的室友，他是这间宿舍最资深的前辈，也是最会做菜的大厨，“吃外面饭量少，加饭还要加钱，自己煮至少一定吃得饱！”他指着厨房的餐台说，这里每个人都会自己买一个电锅，不跟室友借，就怕耽误别人煮饭用餐的时间。
小史说，宿舍的人彼此不太聊天谈心，他甚至连住下铺的室友本名叫什么都不知道，顶多就是彼此开开玩笑，因为每个人回家都很累，只想躺在自己的床上滑手机开视讯。中国各地的方言不同，大家开扩音聊天也不怕室友偷听，但若是吵架或遇到烦心的事，旁人还是可以从语气隐约感觉出来，“每个人来这里做工都有不同的原因，大家不会去探问别人的隐私。”他谨慎地说。
“光头哥！”房间里传来喊声，“是在叫你吗？”我问了光头的秦大哥，也看了一眼头发几乎剃平的小史，他们两人笑着跟我说，是在喊房里的另一个室友呢，因为新加坡剪头发很贵，宿舍的人就买了个推子互相帮忙理发，现在大家都剃成一样的光头，“反正在这里也不会被认识的人看到，丑就丑呗！”秦大哥扯着一贯的大嗓门喊着。
客工宿舍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电锅，每天煮饭可以吃饱，比外食省钱。（宋家瑜拍摄）
当代华工的哀愁
离开小史和秦大哥的宿舍，小史坚持陪我走到地铁站。宿舍到地铁站要公车三站的距离，但小史没有公车卡，才来七个月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在本地搭公车，我们只好步行。走到地铁站的漫长路上，我问他还习惯新加坡的工作吗，他一反刚才在宿舍吃饭的沉默，开始叨念来到这里的生活：“新加坡跟中国不一样，这里的人很现实，什么都要钱，连水也要钱。”但当谈到自己过去在陕西做业务的经验，他又感叹在这里工作比在中国有尊严。
接着他说起最近工厂的越南同事老爱向他借钱，忍不住抱怨：“他平时不太理我，要借钱的时候就会抱着我喊大哥。越南的民族性就是这样，越战的时候美国提供物资就巴着美国，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国援助就来靠中国，俄罗斯拿钱又跟俄罗斯合作，像墙头草一样，这个国家的人就是这样。”他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试图揣测字里行间的意思。他是想透过指责其他国家客工的品性缺陷，去彰显自己优于其他国家的劳工？或者他想强调的是自己国家有能力经济援助他国，所以具有更高的国族位阶？小史的自卑与自负，似乎隐藏大国崛起的傲气和阴影，在中国大力宣传“中国梦”的社会氛围下，他面临投资失利的挫败来到新加坡的当工人，如此反差的现实，使得他不自觉以歧视他人消除自身阶级向下流动的焦虑。
“不过，中国越来越好了。”小史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想起前阵子认识在新加坡工作17年的江苏双胞胎兄弟，还有准备再次申请星国永久居留权的小方，他们也曾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可是，为什么这些海外劳工口中越来越好的国家，还要让他们离开家乡到海外打拼才能过上好日子？
低廉的工资、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反映了中国劳力过剩的现况。在19世纪中国劳工在沿岸等待出洋被拍下照片的那一刻，就预言了高人口密度的中国，世世代代都会有劳工飘洋过海讨生活。1847年美国引进大批华工开采金矿、建设铁路，1851年至1930年间，有将近800万中国工人前往海外工作，他们坐在拥挤的船舱到达美国、澳洲、秘鲁、东南亚，有人不堪劳力压榨魂断异乡，也有人在异乡落地生根，成为海外的华人移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离开中国的劳工减少，工人只被派往发展中国家，作为政府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到了1980、19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自由化，从农村往城市迁移的失业人口增加，政府为了控管，试图将迁徙人口导向外国，透过有与外国签订营建契约的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将失业劳工输出国。《中国劳工通讯》估计，在1980至2010年间，就有超过500万劳工离开中国就业。尽管劳力输出是为了通过国外汇款减少国内过剩劳动力，但中国政府坚持出口劳动力不仅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利益，也是为了目的地国家的利益，因此劳力输出在中国被称为“劳务合作”。
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指出，截至 2016 年底，海外的中国劳务人员有96.9 万人，但这数据只是中国商务部管理派出“劳务合作”的人数，实际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远不止这些，更多是通过人力仲介、个人途径甚至非法管道到海外工作。世界银行《2017年移民和汇款概况》统计，2017年滞留海外的中国移工约有1006万人，仅次于印度（1644万）、墨西哥（1188万）和俄罗斯（1069万），是世界第四大劳动力输出国。
小国奇迹与大国崛起的背后
2016年对外关系协会公布一项民调，其中一题“未来十年内经济发展最好的华人国家”，43.4%民众认为是中国，29.8%认为是新加坡，台湾只有6.1%，这个结果暗示了台湾对两国的重视和焦虑。
近年台湾积极关注新加坡发展人工智慧城市的前景，思考如何借镜新加坡的经验发展科技产业，挤身世界高度发展国家的行列。但即便新加坡研发种种可能等替代劳动人力的智慧装置和应用程式，走一趟新加坡的观光区牛车水，还是可以发现沿街叫卖的几乎是操着一口流利中国口音的店员；望向路边正在施工的地铁站和建地，围栏内穿着荧光背心行走的工人，多半是深色肤色的南亚裔劳工。不断追求智慧化发展的新加坡，仍有许多本地人不愿从事的产业，需要依靠大量外籍劳工投入，才能支撑社会的运转。
过去媒体曾以专题报导中国如何透过一系列的优惠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回流；新加坡借由高薪低税的政策、国际化城市的优势，争取跨国菁英留在新加坡工作。但无论是被中国延揽回国的海归派，还是受新加坡政府欢迎的专业人士，都是劳动力全球化当中相对少数的案例，更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有限的劳工，只能借由人力仲介甚至非法居留等方式，前往海外寻找机会。他们没能成为被高薪延揽回国的对象，被新加坡拒于永久居民的大门外，长期流动于两国之间，赚取低于新加坡本地劳工的薪资，成为母国的外汇英雄。
新加坡仰赖大量输入外籍的基层劳动力，打造经济起飞的小国奇迹；中国靠着流动的廉价劳工，完成大国崛起的神话。同样身处亚洲的台湾，经常在颂赞两国实力的同时，不断出现应当借镜新加坡与中国经验的呼声。但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强势的经济地位是由无数个无法安家落户、被隔离在社会之外的廉价劳动力支撑。19世纪的殖民者压榨华工，建立繁荣的贸易往来，两百年后的现在，赤手空拳下南洋拼搏的中国客工，依然被新加坡官商刻意压低的客工薪资水平，压制在层层剥削的最底层。
走到地铁站，小史欲言又止，试着跟我说明白他对新加坡生活的想法：“妳看过《大话西游》的结尾吗？就是那句话，『他好像条狗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妳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微信昵称“至尊宝”的他，将现实生活的种种挫折，投射到电影的荒谬情节中。
对于周星驰无俚头的剧情和对白，我一直似懂非懂。但我想起了在新加坡工作17年仍然固定汇款回乡的双胞胎兄弟、无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陆大哥和小方，还有住在非法客工宿舍的小史和秦大哥。夜深人静时，当他们检视自己的生活，是否会赫然惊觉独自在异乡拼搏的岁月，就像电影结尾里不断穿越时光、斩妖除魔的至尊宝，拼命向前却狼狈的身影。
本节目由RFA中文部与台湾网络媒体「报导者」共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