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晚上睡不着…就哭着瞅着窗户…想着女儿能不能从窗户里飞回来…回来后我就把女儿抱住…再也不让她离开我了…”
这是赵梓雯的妈妈辛俊丽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去年11月26日早晨，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望花中街的14岁少女赵梓雯，从家里12楼的窗口纵身跳下，这个花季一样的少女就这样走了。
妈妈辛俊丽回忆说，那天，雯雯爸爸像往常一样叫女儿起床上学，孩子起来后不想去上学，爸爸问为什么不去上学，雯雯说就是不想去上学，爸爸说求你了去上学吧，雯雯还是无动于衷，然后爸爸去卫生间回来，一推门发现孩子已经从窗户上往下跳了，跑过去差不到一米的距离，还是没有抓住，眼看女儿跳下了12楼。妈妈辛俊丽疯了一般跑下楼，只见女儿喘了两口气就停止了呼吸，妈妈悲痛欲绝赶紧找电话拨打120，急救人员一路抢救一直到医院，都无法挽回。
女儿的决绝，让父亲赵先生和妈妈辛俊丽难以理解，在沈阳市实验中学北校区上中学的女儿成绩不错，也很温顺听话，然而在办理完丧事后整理女儿遗物时，意外发现在女儿的三本日记中，纪录了大量因不上老师的补课班，而遭到老师“穿小鞋”的对待，甚至以侮辱性言语羞辱她，但最终在班主任老师逼迫下，孩子不得不向恶意嘲讽她的老师赔礼道歉,辛俊丽女士说：
“日记中写到，因不到英语老师那补课了，老师就对孩子说，你不补课是出尔反尔，将来融不进社会，走入社会得自闭，将来要跳楼等。”
辛俊丽女士说，在孩子出事前的几个月，孩子失踪了一整天，最后在24楼的楼顶上找到了孩子：
“ 找到孩子后，孩子在楼顶上就对爸爸说，爸爸，我想跳下去，但是我不敢、我害怕。别再让我在学校上学了，我受不了了。孩子说24楼看着太高了，她害怕。现在我想想特别后悔，但是当时找到孩子还挺高兴，就没想太多…到11月孩子就这样走了…孩子没有选择割腕、服药、上吊和离家出走，却被老师诱导选择了开窗户跳楼，孩子不怕死却怕上学…日记里写的老师让她去跳楼，孩子就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我觉得就是老师诱导孩子。”
在孩子的日记中，辛俊丽女士说，还记有因为老师讲课错的地方太多，就不到英语老师那补课了，后来在课堂上，英语老师与雯雯发生激烈争吵，下课后班主任找雯雯说，知道班上大部分同学都不喜欢英语老师，在班主任老师的劝解下，陪同雯雯给英语老师赔礼道歉，而在走出办公室时，雯雯又被英语老师喊回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再一次道歉后雯雯哭着离开。第二天老师还打电话要求家长赔礼道歉，家长知道孩子在老师手里，就又一次诚恳道歉。辛俊丽女士说：
“第二天早晨接到学校电话，说孩子与英文老师发生争吵，要让家长道歉，因为孩子在学校老师手里，我们就给英语老师赔礼道歉。”
辛俊丽女士说，孩子的日记中还写到，“老师在课上把补课的学生叫到前面听课，她只管在她那儿补课的几个学生，其余的都不管，她太势利眼了，我不喜欢她。”
从去年9月到11月份出事，辛俊丽女士说，孩子先后停了在校老师的英语、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等科目的补课，并因此受到了各种不平等对待。
悲剧发生后，辛俊丽女士说，学校没有任何人到家里看望：
“事情发生几天后我去学校找校长，校长却说，我们老师谁也没推你们家的孩子，孩子是在家跳的楼。你们父母是监护人是责任人，这是在家发生的，不是在学校，我听了后更难过。校长还说她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好校长。”
当记者问到相关教育局和校方对强迫学生补课的教师作出了哪些处理决定，辛俊丽女士说：
“教育局的处理是对老师口头警告，在学校大会上做检讨，把补课费全给我们退回来，扣除三年评选优秀教师的资格，扣除一部分奖金，留校查看三个月，三个月之内，如果再有补课行为就开除。我对这种处理方式不满意，认为太轻了，我女儿因为被迫补课都付出了生命，学校却没有严肃处理，我要继续上告。”
谈到她的诉求，辛俊丽女士说，她要继续为女儿讨公道：
“我的要求是严惩学校逼迫我女儿非法补课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师德，英语老师不止一次说我女儿会得自闭症得跳楼，孩子的日记不会撒谎。而且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只给补课的学生讲课，没有师德，违反了教师的道德行为规范。我要求校长田女士在媒体上公开给我女儿道歉。”
罪魁祸首：教育产业化还是师道尊严？
中国独立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这一悲剧是整个社会堕落腐败在教育战线上的反应，从教师到教育界的领导，都把教育当成一个产业：
“就像前一段，北大校长还自豪地吹嘘，北大一年赚了多少钱，没有羞耻，从钱的角度来彰显自己的所谓成绩。”
不过，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对此有不大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悲剧的发生，不一定是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当然学校里会有一些老师没有师德，比如收补课费，但主要还是和东方传统师道尊严有关：
“这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必须顺从老师，我们的教育里没有平等概念，不能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在家庭里服从父母，在学校里服从教师，在社会中要听从领导、听从政府的指示。”
所以，就像孩子在日记中所写，当孩子不愿意去补课并与教师有顶撞时，班主任就要孩子和家长道歉，导致孩子和老师严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又一再压制，孩子就会感到很挫败，甚至感到生命没有价值，只有一死了之。刘开明先生接着举例说: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儿子被人怀疑偷同学的东西，但孩子否认，结果同学包括家长都对孩子施加压力，最后孩子跳楼自杀。所以我觉得这和东方文化绝对要求孩子顺从自己这种传统习惯有关。当家长的也一般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老师，因为觉得自己的孩子在老师手下学习。”
而老师对孩子各种恶言恶语的刺激，这在中国也是普遍现象，刘开明先生接着说：
“虽然联合国有儿童权利公约，中国也是签约国之一，但中国从上到下整个文化传统，并没有尊重儿童权利的习惯。”
学校和老师应否承担刑事责任？
花季少女赵梓雯的日记明白无误地纪录了老师利用非法补课敛财的事实，并用言语刺激孩子跳楼。那么，学校和老师要不要负责任？对此，我们采访到美国纽约执业律师项晓吉，项律师说，因为他自己也有女儿，听了这个事件很难受：
“从法律上说，学校和老师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即使老师说让孩子跳楼，都不构成直接责任。当然，整个学校和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比如有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创造收入，社会风气很不健康。”
但项晓吉律师同时表示，虽然校方和老师不会承担法律责任，但他们应该引以为戒：
“这种例子并非第一个，从国家、政府到民间团体，都应该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为中国青少年忧郁症的现象很普遍，在考试的压力下，在各种才艺培训的压力下，弄得人心惶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当然老师本身的做法也比较恶劣，为了增加生源，完全是经商的态度，没有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项晓吉律师认为，师道尊严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完全就是商业行为。当今社会对老师和医生这两个过去受尊重的行业，批评很多，因此从业人员自身也应该有所检讨。
在朱欣欣老师看来，赵梓雯的悲剧说明，中国教育制度要恢复竞争性。他举民国时代为例说：
“民国时代为什么当时教育质量很高，自由度也比较高，就在于教育没有今天这种国家垄断。虽然中国很早也出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给民办教育以广阔的空间。中国的民国教育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是国办，三分之一是民办，另外三分之一是由国内外教会办的学校。因为有竞争，学生的家长也有选择，这样才能创造有生机和有活力的教育。”
中国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
而现在中国的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朱欣欣老师说：
“从教学大纲，到具体功课设置，政府对教育内容管得死死的，这种教育是在毁灭人。不改变教育体系和制度，中国的教育没有希望。很多人讲，中国教育现状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中国这样的教育不仅是低质量的，而且是反文明、反教育的教育，这十分可悲。”
中国官方虽然也出台了很多文件和规定，不允许教师私自补课，但各地在具体执行中，根本就不去真正落实。朱欣欣老师说：
“很多老师还在偷偷补课，我接触过的一些家长也都这样反映，说不少老师在课堂上留一手，真正的内容在补习班上讲，这样的教师简直就是奸商。作为一个教师，职业要求比一般更高，因为教师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孩子。而且教育不是可以重新返工的，产品做坏了，可以拿回来修理，教师是塑造和培养人的，会影响孩子一生。”
中国优秀人才鲜少从事教育
可是，朱欣欣老师说，在中国，优秀人才不在教育界，教师工作既苦又累，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这些问题由来已久：
“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学生是受害者，教师本人也是体制受害者。我知道很多教师品德之低劣能力之差，完全无法胜任教师职业，可中国目前现状就是如此，让家长很无奈。”
朱老师说，他的一些朋友就选择不送孩子上学，而是在家里自己教孩子：
“而且国内也出现了很多民间组织帮助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在全国各地开办工作站，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中国教育的希望就在于民间和民办教育。”
体制不改变 教育难作为
而中国目前的教育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体制和制度不改变，教育很难有所作为。朱老师说：
“前几年北大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一直致力教育改革，在中学忙了很多年，可是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不是教师观念的问题，而是教育体制问题，而体制是无法靠他们的努力而改变的。也就是说，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在教育之内，而在教育之外，政治制度决定了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
朱老师最后表示，中国的教育就是国家权力和政治制度的附庸，这样下去，教育只能越来越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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