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播出了“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上）：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出六四30周年祭文”，今天，我们将播出“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下）：专访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
今年是“八九六四”30周年，为了30年前被枪杀的爱子王楠的冤案得以昭雪，张先玲女士与天安门母亲一起抗争和磨练了30年。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间，但对于一个失去爱子的母亲，每一天都是熬煎。
张先玲女士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4月3日是她儿子的生日，她每年都会在清明节去万安公墓看儿子。以前是和老伴一起去，现在老伴不在了，她会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去。
万安公墓，是心中永远的痛。张先玲女士说，这座公墓原先与她无关，她只是听说过，从未去过。然而，1989年6月4日这个日子，把张先玲女士和这座公墓连在了一起。因为，儿子王楠的骨灰就安放在这座公墓。张先玲女士说，“万安公墓”这块地方，积淀了我们太多的泪水和悲愤，也记录了我们不屈的抗争。它是我们心里的一片净土，也是我们毕生的寄托。
万安公墓坐落在北京玉泉山和香山环抱的平川之上，宁静而肃穆。这里安葬着不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志士仁人和著名将领。1949年后，又有不少社会名流、学者、教授长眠于此。现在，又多了九位“八九六四”民主志士。正因为如此，它几乎又成了一块禁地，一块让正义之士敬仰而让独裁者胆寒的地方。
30年了，每逢清明和六四忌日，张先玲女士都会去那里，为儿子扫墓、祭奠，张先玲女士的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张先玲女士说，白发人祭黑发人，一种别样的哀伤将伴随她终生。她说：
“我儿子遇难时我52岁，现在我82岁了。我可能不会再活30年，但是我希望我再活10年，我希望10年之内能解决。也可能我去世之前看不到六四惨案昭雪的一天，但我坚信最后一定能真相大白。”
张先玲女士原是航天部的工程师，老伴王范地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2017年12月，王范地先生去世，张先玲女士说，儿子冤案未雪，老伴去世的时候死不瞑目：
“他非常遗憾，他走前跟我说，我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以后你要保重好身体，争取看到儿子昭雪那一天。”
为了纪念儿子，张先玲女士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记录了儿子遇难的详情。张先玲女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
“这些年来我很不想说这些话，就是再过30年，我想我说起这段事情来还是会很难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孩子的形象就活跃在我面前…”
但是为了儿子，张先玲女士还是坚强地回忆了儿子遇难的前前后后：
“我的孩子叫王楠，是个高中生，才19岁。他的学校离天安门不远，他非常喜欢摄影。当时学生运动时他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以后就慢慢听到学生讲的一些道理，开始关心和支持学生运动。”
到了6月3号晚上，是个星期六，张先玲女士说，儿子在家里洗衣服：
“他当时问我外边是什么情况，我说我没有上街, 只是去朋友家串门, 朋友说外边挺乱, 我告诉他不要出去。后来家里来了几个朋友，说今天晚上可能会开枪,我当时认为是不会开枪的。朋友走后儿子问我说, 妈妈你觉得今天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开枪的，我说在四人帮的时候, 四五运动都没有开枪。我当时的思想还是相信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因为我本人出身不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取消了成分论，我对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等人还是比较信任的，我当时就认为不会开枪,觉得怎么可能会镇压老百姓呢？”
张先玲女士说,当时她和儿子不住在一个单元里，儿子在回他自己住的地方时，偷偷把朋友放在家里的一个头盔拿走了：
“他走时还问我, 妈妈, 会不会开枪呢？我说不会开枪的，但我告诉他也不要出去，我说四五运动时有人拿大棒子打人, 打到头上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儿子大概就把头盔偷偷戴在头上，夜里骑着自行车带着照相机出去了。他出去时给他的同学打了个电话，告诉同学说，他要出去记录历史的真实情况。有人说会开枪有人说不开枪, 儿子说他要去看看到底是开枪还是不开枪。”
儿子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张先玲女士说，一般儿子答应了的事不会去违背：
“我真的以为他没有出去。结果我第二天早晨不放心，6点起来到他的房间里去看, 床上看起来不像睡过的样子, 儿子留了一张纸条说他去找同学, 6月3号晚上。我当时一看情况就不好，儿子一晚上都没回来。”
张先玲女士说，当时她就受不了了, 开始时大家安慰她，说儿子可能被抓起来了, 因为当时抓了很多人：
“我当时就神情恍惚了。后来6月12日学校要开学了，护国寺中医院通知学校说，他们医院有一具遗体可能是中学生。起先他们以为是戒严部队的战士，后来戒严部队来看了几次都不是戒严部队的。当时我儿子是穿了一身军服，系了一根他参加军训时一个战士给他的皮带，他们就以为他是军队的战士。后来学校通知了我们家长，当时一个学生就陪我过去，这个学生死活没让我看儿子，他自己看了之后告诉我说就是王楠。大夫说，当时他是在南长街南口，有个28中学，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就是在28中学，孩子被埋在一个坑里。坑里一共挖出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儿子王楠，另外两个是无名尸体。他们被挖出来时身上都没有证件，都被戒严部队收走了。但是因为我儿子年岁小，又穿了一身军服，当时有几个学校报中学生失踪，后来西城分局就找到学校，学校就通知了我们，才认到尸体。”
这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一种启示，张先玲女士说：
“如果不是孩子在28中学前被埋了又挖出来了, 那我怎么会知道天安门前还会埋人呢？事实是就是埋了人了。除了我的儿子,那两个无名尸体恐怕到现在家属都没有找到。我们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200多个遇难者中, 有十几个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多么残酷, 人被打死了，还不让被抬到医院, 不让家属来认，还把人埋掉。我感觉还不止28中学的外面, 可能在人大会堂外面也埋了人。因为当时人大会堂外面有棵松树, 松树下面都是土。有一位姓苏的遇难者, 是8341部队转业的, 转业后作了摄影记者, 也被打死了。他的战友有很多转业后在人大会堂里工作，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说，有在人大会堂工作的战友就曾跟她讲, 说听说人大会堂外面挖出人了，这位战友就赶紧去寻找, 结果等他到了之后，尸体已经都运走了。”
后来在寻访过程中，张先玲女士了解到，当时王楠的头上有一条绷带, 他是头部中弹。既然包了绷带, 就说明有人救过他了，那怎么人不在医院，又怎么会被埋起来了呢？张先玲女士说：
“我当时痛不欲生, 作为妈妈我差点都疯了。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理性，我就想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为什么孩子头上包着绷带还不在医院。后来经过多方查找，知道孩子当时是被路过的学生救护队包扎后, 在南长街南口遇难。当时学生到了南长街南口给他包扎, 正好南长街北口开来几辆救护车, 但戒严部队一律不准救护车出南长街的口, 不准到长安街上去救人。医生下来说，我们车不开出去，但我们可以去救那些受伤的或者是死亡的, 抬到医院去, 受伤的可以救治, 死亡的家属可以来认尸体，但戒严部队坚决不准拉走。由此可见是有命令，长安街上的人一律不能拉走,不管是受伤的还是死亡的。我后来找到了给我孩子包扎绷带的大夫, 他们告诉我，当时王楠还有体温, 受伤很重，救护车也过来了, 他们希望能把他抬到救护车里， 到医院抢救，因为孩子失血过多。当时把军官找来, 军官说不可以, 只许就地抢救不能抬走。他们抢救半天也没有抢救活。去世后，他们又找来领导,这次换了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 态度就蛮横多了,拿枪指着他们几个人说： 你们快走开!死了也不准抬走。你们要不走，就把你们抓起来。所以这几个医生也只好走了。”
张先玲女士说，医生说当时他们救完孩子之后,确实拿到了孩子口袋里的证件，他们写下死亡年龄、身份、什么时候中弹、什么时候死亡、中弹部位在哪儿等等，写得很清楚，然后放在孩子口袋里。但是后来护国寺中医院的医生再挖出尸体以后, 儿子口袋里已经没有这个证明了，说明当时埋尸体的戒严部队或者警察，把证明拿走了。张先玲女士接着说：
“学生运动有什么错吗？学生不是反贪污反腐败吗？对学生市民的和平示威，政府居然动用正规军真枪实弹杀死老百姓，这是国家犯罪。到现在30年了都不敢面对惨案，你还算是个执政党吗？虽然我很难过，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么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我寻访过程中，我知道了好多人家的亲人遇难。”
张先玲女士说，作为杀人凶手, 政府现在还不承认,你还怎么说你要社会和谐、要人们有幸福感呢？幸福感从何而来？这么大一个杀人惨案，你都不敢面对，那谁还能相信你们呢？她说，30年了，中国政府坚持不道歉不改变，这说明他们内心的怯懦和恐惧，就是一种杀人犯的心态。张先玲女士说：
“哪个杀了人的人，心里不害怕？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 应该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个惨案你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别人才能相信你。就像老说台湾要一国两制，你自己杀了人都不承认, 就像一个杀人犯，老说要友好，你会跟他友好吗？你还怕他什么时候把你给杀了呢。”
张先玲女士说, 她相信共产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肯定有很多人明白六四是政府犯下了杀人罪, 但他们却没有勇气、能力去承认和担当，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与政府进行面对面的对话, 我们可以从某个好谈的地方开始。现在连美国、朝鲜都可以对话, 你中国政府也跟美国对话, 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倒这么害怕呢？我们是中国公民，有权利要求跟你对话，你有什么理由不跟我们对话？你可以派出一个专门小组、或者委任一个专门的人, 来跟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对话，我们可以在对话中一步一步地谈下去，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可以逐项来解决。”
张先玲女士说，六四惨案早晚有一天会清算， 晚一天不如早一天，主动解决更好，对话是唯一的出路。她说：
“我们向来主张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现在不是提倡依法治国吗？你杀人对不对？杀了多少人？真相应该说出来。”
张先玲女士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和中国接触时也要提出要求，促进中国政府和天安门母亲对话。她还希望全世界所有有良知、有地位和有成就的人, 都来支持天安门母亲要求对话的诉求。
最后，我们来听一段香港电台RTHK于去年6月4日六四29周年纪念时，在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
（视频片段）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我知道六四有个推手，最大的推手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推手就是邓小平。”
天安门母亲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母亲年纪大了，慢慢也都要走掉了，我们所能作的就是要不断抗争，说明真相，要求一个公正的解决。”
是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现在已经有55位离世…这些如风中之烛的年迈的六四难属们…无论活着还是逝去…他们将永远拒绝遗忘…直到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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