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年轻人与爱国主义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留学青年谈爱国主义的系列报道，采访了两位分别在美国受过教育的90后年轻人，“在华府”（周镭）与杨思羽。爱国主义，在这两个年轻人的眼中，可以说是一个叠加了多重意义与情感的词组。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2016年，蔡英文上台、南海问题升温、川普等美国大选候选人对中国的攻击及中美对抗的戏码在国际舞台上轮番上演。中国的爱国主义因为一件件事情，被推向了新的临界点。今年七月，为抗议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中国十多个小城市发起抵制标志性美国品牌肯德基的示威活动。八月，在里约奥运会上，因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获奖后讥讽孙杨是“使用药物的骗子”，中国的年轻网民潮水般涌向霍顿的社交媒体账号，要求霍顿道歉。
网络的沸腾反映了新世代越来越强的声音以及他们之间越来越远的隔阂：“小粉红”与“反华青年”的碰撞；海外的精英爱国者对庞大弱势人群与种种社会弊病的选择性无视；直言尽意者常常被民粹主义者污名化；底层“爱国贼”通过网络暴力宣泄对现状的不满；年轻人对身份认同的迷茫……这些都反映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中国留学生的视野之中。
网名为“在华府”的周镭，生长于深圳，刚刚从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毕业。就读大学期间他主攻国际关系，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所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周镭的网络角色是一名“公知”，他的微博账号“在华府”有近两万的粉丝。他比较关注中国的维权抗争及中国与世界的网络空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等。
对在中国发生的肯德基抗议事件，周镭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认为，一线城市都是没有的。基本上都发生在三四线、四五线城市。他说，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平时对全球化与对西方的认知都非常局限。因为他们信息比较闭塞，所以相对激进一些，认知上也有很多断层。他说，虽然现在可能已经不会有非常极端的事情出现了，比如说现在如果砸日本车，你更多招致的是批评。但是稍微小一点的城市里，可能这样的思想还是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可取的。
周镭说，如果在国内单单生活在大城市和消费主义围绕的泡泡里，的确很难建立起对中国庞大底层的感知，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媒体上那个强大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并不是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高楼大厦，大家都吃得饱的。他说：“家境优渥的留学生带着这样的认知出国，进入西方社会接受思想和生活上的不适与撞击，很容易建立起‘出国更爱国’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自己思乡之情的政治投射。把国家表面上的繁华和国际上的‘流氓’当做自己的底气。但我害怕的是，这样的爱国情绪会让一个人离现实中国和底层社会越来越远，作为中国的1%身处海外为全中国代言。因此身在国外思考中国的时候，比起那些一线城市的繁华泡泡，我更愿意提醒自己，这个国家还有不少看不到的角落和真实的人。”
杨思羽是山西太原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读应用数学与政治学，最近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实习，做数据分析新闻。在她一度非常活跃的问答社区知乎上，杨思羽积累了近5万的粉丝。她关注中国发展、伊斯兰教、性别平等以及美国大选等等社会议题，也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分析。在知乎上，她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啄木鸟，把国家比喻成一棵大树，因为“不想推倒这棵大树，却在树上啄啊啄。一次一个洞，一个洞一个虫”。杨思羽对这棵树，有无限耐心。
杨思羽说：“我在读大学时看了一本书，叫做《China's Second Continent》（《中国的第二块大陆》，Howard W. French/著）。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我在二线城市长大，太原。比起北京上海的孩子，我们感受过物质匮乏是什么，比如你买一辆自行车还会和爸妈想半天。这种匮乏，让我一直觉得中国更像非洲，而不是美国。但是，看完那本书以后，以及‘一带一路’的规划和中国向外走的那一批政策后，我意识到，中国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国。中国有问题，不代表你看衰这个国家。在之前，我心里‘中国’这个概念代表着弱国。我现在觉得中国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义的国家。它一定要做很多大事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从那以后，杨思羽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就在于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生在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谈到爱国主义，杨思羽认为，爱国者这个词被污名化了。她说：“很多人觉得，爱国就等于小粉红。我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因为毕竟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投胎投得很好。我可以说我自己是理智爱国。那么，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强烈，还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强烈？
杨思羽的看法是不分伯仲。她说：“我刚刚来到康奈尔的时候，我就被套入了常青藤的liberal bubble（自由派小圈子）中，因为康奈尔是非常liberal的。我当时有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美国人更加国际主义一些。他们会更加开放。但是随着自己出来工作，以及关注大选一系列事情，看到很多其他层次的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也好，通过对川普的争论也好，把他们的不满摆到了社会的讨论中心。我作为一个学习政府研究的学生，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美国人的民族主义还是非常强的。原来总觉得美国因为多元，又因为长期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能随时接纳外来人口的状态中，所以不会有很封闭的民族主义。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
如何评价这次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Mack Horton)说孙杨是”药物骗子”后，网民攻击霍顿、支持孙杨的事情？奥运会是否激发了中国的全民爱国主义？
杨思羽说：“我觉得不是网民集体攻击霍顿或是集体支持孙杨。只要这个事情不仅有一种声音，我就放心。中国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开幕式是一个声明：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了。它希望展示的历史也好，科技也好，人也好，回过头看，是告诉世界，要该认真对待中国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你的地缘政治版图了，我们要变成世界小棋盘的主要玩家了，我们要升级了。巴西也要说类似的东西。他们要透过这场奥运会，改变世界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因为我们对于巴西的看法都是：美酒、美女。但是巴西的开幕式是在说，我们是一个有科技、有时尚、有知识、有历史、有文化的一个大国。开幕式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个不能和中国的举国体制比。尤其是中国排练节目的形式，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国家能驱动这么大量的人来集体表演。”
就年轻人与爱国主义的问题，河北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所谓爱国问题上，这些年愈来愈出现不同的声音，是好事，毕竟比毛泽东时代好得多。之所以这样，首先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半开放状态，人们接受的信息和知识有差别，对爱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了。官方的爱国和应有的爱国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缺乏基本教育体系，许多人不懂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争论者中对爱国的定义不懂。很多人把爱国当成爱政府；有的人是爱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国家成为促进民权和民生的机器。所以对爱国有不同理解。
其次，朱欣欣先生说，官方所宣传的爱国就是拥护共产党，利用一些对国内外信息不很灵通的人。为什么排外的一些事件发生在二三线城市呢，就是在于这些城市中的民众的信息不很畅通和文化水平低一些，对国外不了解，很容易接受官方的宣传。他接着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是利用爱国发泄自己的不满，并不迎合官方的所谓爱国主义的宣传；还有一部分人真被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蛊惑，真以为赵家人把自己当成自家人了，以为自己能够被官方赏识，是拿着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这是真糊涂的人；还有一部分人也很清楚，利用官方的爱国宣传为自己谋取好处，从中分一杯羹，并不真爱国，这部分人是真正的“爱国贼”，爱国投机分子。
当然还有真正的一部分人不把国家偶像化，而是将国家当作为人权作保障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织性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人权保障，这个国家就不值得爱。真正的爱国者会参与对国家的批评和治理，而非一味的歌功颂德，为国家大唱颂歌。
至于说，很多人到了国外，反而更爱国了，朱欣欣先生说，他也见过这样的人。原因一是他身处异国他乡，有一种对故土的依恋，使其对国家产生遥远的思念之情。还有一点，如果他没有融入当地文化，为了维护个人的面子和尊严，肯定会拿国家来说事，因为人们看他不仅是一个人，还代表国家，因此他会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身份更敏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为他撑腰，在他人面前，为了自己的尊严，也要为国家说话。而关起门来可以批评自己的国家，但在人前家丑不可外扬，也反映了这个心态。这些人未必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在异国他乡有这种心理的需求，为国家政府说好话。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大可不必太认真。
朱欣欣先生说，还有一部分人如果出国后知识水平和能力比较有限的话，他虽然身在国外，但心里接受的整个一套对世界的看法，还有思想观念，完全是中国式的，有思想束缚。再加上有些人在国外如果混得不太好，有挫败感，就会对国外产生不满，不能全面了解一个民主国家应有的一种状态。他说，现在不少留学生都是有钱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以为他们所处的家庭就代表了中国人普遍的生活状态。这些年轻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对国外更不了解，他以自己的感觉来为中国说话，带着国内共产党宣传教育的东西，还没有真正的理性。这可以是暂时现象，愿意学习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生活之后，其思想观念会大大改变。当然还有一些是到国外混文凭的，指不上他们能有真正的理性精神，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是双重缺失，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不是一回事，他所爱的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
当被问到网上热评这次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赢得金牌后中国政府借此鼓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朱欣欣先生评论说，这次女排的香港之行就是官方安排，把体育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举措。郎平未必喜欢这样，但作为中国队的教练也无可奈何。网上有文章说，要弘扬郎平精神，不要女排精神，因为女排精神就是完全政治化，国家主义化。郎平精神则体现了一种专业性，个性，为体育而体育，不要让体育承载过多的东西，还体育一个纯洁的体育精神。
对于80，90后，朱欣欣先生认为官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宣传，已经对他们影响不大。现在年轻人基本很务实。但现在的年轻人又过于老成，缺乏理想主义的精神。
朱欣欣先生说，国外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中共已经完全拿不出意识形态上能忽悠人的东西了，爱国主义已经无法用来掩盖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手里的牌没有多少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在中国已很有限，只能暂时鼓动少数人。比如今年的奥运会，关注的人们就少多了。他说，今后中国社会还需要凝聚共识的新的精神。在中国目前缺乏信仰和精神传统的国度，要找到这种共识很难，不像西方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在世俗化比较浓烈的中国，中国老百姓只有所谓弥散性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这样的国家，民族的整合性差，印度也是这样，凝聚力差，较涣散。日本就不一样，民族凝聚力就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其实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他说：“我在哥大修过这方面的课，其实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如果爱国主义有任何理性的话，我们就会考虑比如我们每个人是一个个体本位，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要让每个人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能够最大化个人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家庭，社区，地方，政府，乃至国家和全球国际社会，都是人们在追求幸福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民族和国家重要，是因为国际社会还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爱国主义在此时，之所以是理性，就在于国家根本不是他们利益的考量，因为他们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或者要追求社会的公正和正义。但在不成熟的国家，在西方国家的早期阶段，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感情，就是对国家的一种热爱。如果真正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就会发现，国家只是我们人类不同层级社区的一个社区，我们都有义务和责任，这是理性，到这时才可以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除非当你的国家受到侵略时，整体受到欺凌时才会觉得比较重要。”
王军涛先生说，中国小粉红爱国主义的存在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在人类大家族中是一个特殊群体，彼此认同，有一种集体感。第二就是共产党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历史事实，国际政治作曲解。他说，西方国家公民对于国家和政府都是非常警惕的，他们很多是在斗争中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想靠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满足自己爱国主义的虚荣心。但是，在中国，由于曲解性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把自己个人的幸福和国家联在一起，把自己的不幸都归结于外来的势力，这是共产党的宣传造成知识的贫乏和视野的局限。此外，民族认同感也并不意味着彼此有认同感的人要抱成一团，在对别人的憎恨中来表达对国家的爱，而是完全可以有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别的民族。
当被问到中共提倡女排精神是否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王军涛先生表示，体育运动很有意思，在西方国家，球迷很多，好像输了球国家就输了，这也正常。奥林匹克确实是以国家为单位，这自然而然有一种认同。希望自己赢是正常，但政府不要去宣传这些东西，特别是政府曾对郎平有过不公正待遇。比如郎平说朱婷要到世界上去打球，这就像郎平当年到美国一样，她的想法也比较简单，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她想让中国在交流中强大起来。不正常的是中国政府。
里约奥运会后，有两张照片的巨大反差引起人们的思考，一张是女排夺金牌回国，在机场受到上千人的欢迎；另一张是夺得二十多块奥运金牌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利普斯回到美国亚利桑那凤凰城的家乡，在机场的照片只是他一个人背着背包，还摆手谢绝记者采访。王军涛先生就此评论说，其实美国在历史上有一个卷进美国人最大情感的一个美国和纳粹拳击运动员的对决，美国拳击手最终赢了，当时全美国都在看和欢呼。当一个国家人民的所有情感都被动员起来后，它实际上就多少被政治化了。这次对女排，中国政府有煽情在里面，同时也有人们对女排命运的同情和赞赏。而美国的菲利普斯，他就是冠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一样，赢的容易也就不在乎。女排则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奋斗，是一种对个人奋斗的欣赏。而美国的菲利普斯他就是王，王者归来大家觉得是个自然的事情。
谈到中国留学生中爱国主义的情怀，王军涛先生表示：“其实留学生的很多爱国更像是思乡，很多独生子女想妈妈想爸爸。可能把思乡的情绪变成一种虚假的共产党宣传的对国家的热爱。再比如邓小平留学法国，回国后一次家不回，他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吗？共产党是老想煽情，把不是政治的东西变成政治，以维护它的统治。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嘲笑那些人之常情。”
至于有些留学生是否是理智爱国，王军涛先生表示，只要他们的想法是真实和独立的，我们都应当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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