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记者、公民新闻在中国社会出现以来，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一些有关公共事件的公民新闻对事件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使人们为之感到振奋。不过，公民新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与传统媒体相比，公民记者都是普通民众以公民的身份而非体制内人员的身份进行新闻线索的挖掘，因此他们不但在新闻资源上受到限制，同时，也缺乏传统新闻从业人员所拥有的身份保护，工作环境处于劣势。有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之称的周曙光当初就曾因调查蚁力神被短暂拘留。他介绍说：
就像旅游者一样，去那边接触一些养殖户，跟他们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因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容易完成的，很容易找到蚂蚁养殖户，所以我就去了。但是很不幸的，去了之后受到很大压力，他们把我传唤了24小时，然后用飞机用两个人把我送回老家湖南长沙地区。他要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给他们，我说我身上有1200元左右，然后我让他们给我打个收条，他们就说我们是对你太仁慈了吧，然后就打了我两下。然后我就不敢向他们要收条了。这个钱之后也没有还给我。后来回到家里，再去派出所又写一份笔录，介绍了整个过程。相对于另外一个案子，有个人拿手机拍一个事件，就被城管打死了，好像姓魏吧，那位先生就因为拍一些身边的事情就被打死了，相比他们的遭遇我算幸运多了。
对于进行公民调查的公民记者来说，他们的举报或报道往往会触动一些被举报人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们受到被举报人的威胁、恐吓、骚扰甚至殴打等报复行为也几乎是家常便饭。中国民间的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介绍自己举报山西一名官员而受到威胁的例子说：
山西我们报道的比较多，因为这个地方从来不重视舆论监督。山西这个地方盛产煤炭资源，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他们都很有钱，一手遮天，他们的钱能通到天，动不动就跑北京。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的县长助理杜广华就带人跑到北京，对我们进行威胁、绑架、恐吓，就因为我们报道他。他原来是煤炭局的局长，因为他瞒报事故41起，我们报道他们以后，他们特别痛恨我们，一个是要花钱收买我们，他当时就说我可以给你好多好多钱，我说我们不需要你这个钱，你贪官的钱我们不需要，然后他就说，你不删你就不能走，就开始耍无赖，后来他们要绑架。最后我们就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把他们抓获，最后对他们进行了处罚。
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多年来坚持在网络上实名举报，因此多年来也不断遭到被举报者利用职权的打压，其中包括被学校停课、被凶手毒打等等。他说：
我们学校对我进行停课已经是第三次了，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过程中多次被打。06年的9月份，我被打得住院，我们小区里面800多户签名要求严惩凶手，但是凶手不了了之。09年的7月12号，我们的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到我们学校找我说，他家亲戚知道我举报他，很气愤，他在尽量制止他们来打我，他要我马上撤帖。我拒绝了以后，第二天，7月13号，就被李荣启的亲戚雇凶在派出所门口打伤，到现在为止，公安部门不查。
面对人身安全和工作生活等方面受到的威胁报复，王培荣没有妥协退却， 而是一如既往。他说，他所作的都是正义之举，而周围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也给了他很大鼓舞和欣慰。周曙光认为，从事公民记者的行为，进行公民报道，面对各种风险，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他说：
我觉得自己当然要衡量风险了，不能去做一些很明显很明显的事情。所谓的公民记者就是在行使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就是记录自己身边的事情或者是关注社会化的一些问题，这是基本的。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话，还是有义务和责任去记录我们身边的事情，对付那些坏人坏事要有勇气，要多一份勇气，（我）还是会去记录的。
对于很多公民记者们来说，公民的责任义务，对正义、公益追求的理念构筑了他们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与此相映，那些因贪腐而被举报者的劣迹则更显得阴暗丑陋。在网络上通过公民报道揭露腐败分子的朱瑞峰说：
有些腐败分子对我们进行威胁，我就说是这样，你把我打死，那么你是个腐败分子，遗臭万年，我们是正义的；再一个，这些腐败官员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就是偷偷搞些事。你看他们多次到北京，封杀我的网站，都是通过山西省委宣传部或者某个省的宣传部，到北京找新闻办来封杀我的网站，但从来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以政府的名义、或新闻办的名义，或中宣部的名义下个文，说人民监督网你的报道不属实；它从来不敢这样的，都是偷偷地打个电话，号都不显，说你是人民监督网的朱瑞峰吗，我说是；他说你的这篇报道要删；我说为什么要删啊？他说你的这个报道不属实；我说不属实咱们法院见。然后对方就扣了电话，你一问他的姓名，他马上就扣电话。他们都是见不得人的。
然而，如果说公民记者因其公民报道触动一些权势者的个人利益而受到打击报复还属于贪腐者的人性使然，那么公民记者因报道社会问题而受到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压力就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了。而这种情况也普遍地存在并构成对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的一大障碍与压力。中国民间的权利运动网工作者张建平说：
公民记者它揭露的都是一些社会的黑暗面，这样的话呢，对当局会有一定的压力，那么当局当然是不喜欢，它往往会遭到当局严厉的打压。
许多公民记者面向社会大众披露的信息，虽然可能受到民众欢迎，但因其揭露的社会问题与政府提倡的“和谐稳定”不那么和谐，不为地方政府或上层所喜闻乐见，因此他们轻则会直接受到政府系统和体制的阻挠、骚扰，重则会因言获罪，风险包括被拘留、逮捕、判刑等。四川成都社会公益活动人士、六四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在08年四川大地震时深入灾区现场，对豆腐渣校舍等问题进行公民调查而受迫害的遭遇就是明显例证。他的妻子曾丽接受采访时说：
（黄琦）也是在无数次地给灾区孩子们的家长以及灾民送物资的过程中，很多家长就反映豆腐渣工程，以及一些灾民反映官员不做为的情况、拿不到粮食吃等情况，才会有写出来的（相关）文章。这就会激怒地方的一些官员，因为跟我谈话的时候，那些公检法的人说，我们也知道黄琦做了大量的工作，救灾，关键是他写了很多豆腐渣工程，他没有必要去写，而且还带这么多媒体尤其是国外的媒体去采访，让国际上把这些事情都公开了嘛，就影响了地方的一些稳定啦。这些都是他们后来亲口告诉我的，说黄琦因此就得罪了一些人，一些官员肯定就会禁止他发表文章或在网站上揭露豆腐渣的事情。
黄琦后被成都当局判刑3年，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其他的公民记者进行公民调查而受到来自各级政府部门打压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四川地震灾区进行豆腐渣校舍的调查被打得脑部受伤，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前去救援、调查却频频遭受当地政府的刁难阻挠，跟踪围攻；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博讯在中国的公民记者孑木进行公民报道被中国当局判刑；网民范燕琼、游精佑等因举报“福建严晓玲被轮奸致死案”遭当局“诬陷罪”指控而关押受审等等。这些公民记者因言获罪的情况现已成为海内外各界关注的一大焦点。而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还不局限于此，中国政府全方位加大网络封锁和审查力度，使得公民新闻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受到严重阻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6集特别报道公民记者与公民社会的第三集，介绍中国公民记者从事公民新闻报道而受到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