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只代表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收到张东荪先生的孙子张鹤慈先生所赠送的、戴晴所著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在展读的过程中，不时有早年阅读《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时候的那种激动。那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在《文汇》月刊上读到的，正是这部作品促使我对中共党史发生了兴趣，也让我从此告别了流行的“中共进城之后才变质”的观点——中共不是在进城之后、掌权之后才变质的，中共从一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崇尚暴力和谎言的、以“折腾”为己任的黑帮。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一样，戴晴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入狱、去国、归来，此后我便很少读到她的新作了。二零零四年夏天，在美国一所大学与戴晴女士偶遇，我这才有机会向她表达少年时代受其启蒙的迟到的敬意。那时，已经听说她在写作张东荪的传记。如今，当这本厚厚的传记摆在案头的时候，我在字里行间发现，仍充满了新闻记者之敏锐、历史学者之细致、思想者者之透彻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之激情。
这本传记从一九四九年初张东荪风雨兼程帮助达成北平政权和平移交着笔，那真是有关天地玄黄的时代背景。如今，北京正在举行各种活动，以隆重纪念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甚至破天荒地免费开放正阳门供百姓参观，导致人潮汹涌，活动被迫中断。报纸上呼吁寻访当年入城仪式的亲历者，请他们站出来讲述其亲身经历。然而，人们偏偏忘记了对保全北京城立下首功的张东荪，忘记了这个被扣上“美国特务”的罪名而被囚禁至死的学者、报人和政论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当年也曾参与了此事，他这样写道：“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君更犯风雪、衔锋镝，以至蓟东。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功既告成，君乃归去，重执教鞭……书生之事，不过如此。从兹干戈永宁，车书混一，得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张东荪本人也将此事当作一生中的最大成就，认为其意义超过了所著的几十本书。那时，即使毛泽东也承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很难有机会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张东荪功成身退，重执教鞭，甘于寂寞，真是书生本色。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周恩来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所以戴晴追问说：“一个受了十八年倚重与尊敬了的人，有可能突然之间‘叛国’、‘出卖情报’、‘打算造反’么？”更何况无论怎样追查，当局也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作为一九九二级的北大新生，在军训期间的长途拉练中，我们曾经到达西柏坡“朝圣”，当然此时的西柏坡并非当年的西柏坡。由于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指示，当地修筑水库，水掩址，遂在另一片山坡上照葫芦画瓢地重建之。西柏坡是中共的骄傲，如后来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接发放战争。”难怪胡锦涛上任伊始便走访西柏坡，以此显示其继位的合法性。然而，在我看来，西柏坡之于北平，犹如井冈山之于南京、延安之于重庆，象征着野蛮卑贱的流民文化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战胜，象征着中国当代历史的顿挫。
那一次，他们一行四人，由张东荪带队，同行的有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他们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高层人士会面，对方此时还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但张东荪与其他三人的感受却迥然不同，这也就导致了此后他们的人生际遇有天壤之别：费、雷二人在民盟中的资历远比张浅，他们被毛的枭雄气魄折服，也看到毛氏王朝席卷天下的大势，遂全心投靠，俯首称臣，完全放弃了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后来，虽然屡受政治运动之折磨，费、雷二人总算修成正果，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进而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费孝通说过，在九十岁之后他要开口说点话，可九十岁之后一直到去世，他还是一言不发；而我九十年代初曾经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江泽民刚刚上台，与民主党派人士会面，差不多九十岁的雷洁琼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只敢坐半个椅子，并在笔记本上聚精会神地作记录。以张东荪的个性与人格，岂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举动？张东荪在西柏坡发现，毛与中共比他前半生竭力反对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更坏，他绝对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再加上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了。真正的张东荪，虽然不能改变中共粉墨登场的现实，但他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反对者的立场。此后，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在“党天下”的新政权之下，保有一书桌而不得，最后惟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
西柏坡之行，张东荪究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今天已经没有资料可考，张家经过多次抄家，张东荪的许多手稿都已遗失。但我猜想，张东荪在西柏坡的所见所闻，与几年前傅斯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差不多。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他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后来章、黄二人在中共的治下结局都相当悲惨。而张东荪的西柏坡之行使他与中共渐行渐远，他晚年咏叹说：“不关积毁失心期，早识天涯路本歧。”他虽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未解密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给斯大林的秘密电报，但他在西柏坡所观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读出毛泽东的心里话来，这段电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是因为张东荪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是因为张东荪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此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东荪一个人，但唯独张东荪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戴晴在这本传记中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底：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屠夫和暴君其实是这个世界是最敏感的人，容不下一丁点的不同意见；他们又是睚眦必报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仇恨与猜疑之中。对于毛泽东来说，民主无量，独裁有胆，要收拾不服从的张东荪实在是太容易了，他等不及六年后的反右运动了，为了张东荪一个人也要制造出一起惊天大案来，正如戴晴所说：“在一个继承了《资治通鉴》、《三国》和《水浒》全部政治智慧，在一个以‘大同’、‘共产’、‘民族复兴’为招晃而诱骗理想者，在一个依靠强夺农民、工人、商人和职员的膏血而张起来的‘如来佛手掌’里，无人得以逃遁。”但是，对于张东荪来说，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刚而立之年的时候便说过：“吾平生最深恶而痛绝者，莫过于恶质而居美名，则其恶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见，来为其所欺也。”他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任何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不想给已经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亲人再增加无以抒解的惊惧；他不说，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不就是投票么，怎么了？他自己还丢了几十、上百张票呢。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正如戴晴所分析的那样：“张东荪以他的哲理、以他的深思、以他遍阅大小政客的经验，他在明知没有实际效用的时候，选择反对毛泽东。他的行为不可能为自己带来丝毫实利，唯有的，是对精神独立与民主原则的维护。”也正是在此处，这本传记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作者未能以更多的篇幅分析，在中共建政之前，张东荪为何长期对中共抱有好感并与中共保持联络？作为梁启超最看重的学生和助手，张东荪不可能不知道任公晚年对共产党的看法。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党军节节胜利之际，梁启超在家信中写道：“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为作恶是天经地义。”梁启超发现，“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那时他便预见到中共的崛起及其后果：“当他们的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在家信中梁启超还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是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样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他认为青年人的左倾乃是“误认毒药为良药”。既然不是梁思永那样的“愤青”，而是一名成熟的学者，那么张东荪的三十年代之后的亲共又作何解释呢？在哲学上，张东荪历来就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便与若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打过笔仗，但他为何在国共之争中倾向共产党一边呢？难道是因为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难道是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技巧？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张东荪的左倾与章伯钧、黄炎培、费孝通、雷洁琼等人投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雷震、钱穆等人那样更早地便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恶，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疑惑也许要留待下一本书来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经过周恩来的特别批示，当局对其进行全力抢救。张东荪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是的，历史已然公正地证明：毛泽东错了，张东荪对了。“还是我对”这四个字，石破天惊，又血泪斑斑。“还是我对”这四个字，不仅定格了张东荪后半生的悲情与坚守，更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惨剧与灾难。“还是我对”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发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发出的誓言：“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一样，如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样，如同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如同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如同力挽狂轮、反抗纳粹的朋霍费尔牧师一样。
他们固然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戴晴花费八年时间为作为失败者的张东荪作传，这本身便说明了张东荪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类奋力抗暴、捍卫精神自由的事业将永远薪火相传——“专职者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战役中，‘如来佛手掌’或许没那么神力无边，因为肉体可以蹂躏，精神与理念却是无形的。对宪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许不屑一顾，但他难道忘记，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所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与富贵不淫……”
——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六日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