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夫妇在一个月之内先后病逝*
中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终生研究科学史，而且是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许良英先生逝世前28天，也就是2012年12月31日，他的太太王来棣病逝。王来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多年前离休，终年86岁。王来棣逝世的时候，许良英先生正在重症监护室，已经昏迷，直到逝世没有再说一句话。
许良英夫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共同致力于《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写作和研究，已经完成了计划的大半。
*纪念回放1999年“许良英夫妇访谈录”*
许良英夫妇在中共刚刚建立政权时结婚，他们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中国，他们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在纪念这对几乎是同时走到人生终点的夫妇许良英和王来棣的时候，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回放1999年他们二位接受主持人张敏采访的录音。
请听纪念回放：“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下两集。
先请听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上集——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中，请听住在北京的许良英教授和夫人王来棣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
*许良英：早年经历，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影响我的人生道路*
许良英：“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市一个农村，家庭是小地主。父亲作点小生意，二十多亩地，父亲没什么文化，我五岁时他就去世了。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第三个男孩。父亲死了以后，靠我母亲。母亲也没什么文化，经济很困难，家里勉强能够温饱。小学毕业后，母亲没让我上学，没钱。我心里很难过，过了一个月以后，才勉强让我去上。
我读初中时，兴趣很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第二天，老师讲‘昨天晚上，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沈阳，那边的人变成亡国奴了’，当时我听了很难过。那天开始，我就天天看报纸。”
许良英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功课一直是班里最好的，总是得到老师夸奖。他说，1931年发生的两件事，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第一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件事也对他影响很大。
许良英：“1931年思想有很大变化。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我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了也学他。”
许良英回忆，他小学时就把初中的课本都看了。初中毕业后，家里让他靠考师范，因为读师范学校不要交学费。但许良英的志向是作科学家，他对家里人说‘我这个人不会讲话，教书也不行’。征得家人同意，他去考了工业职业学校，学习电机工程。1937年杭州沦陷，学校搬迁，以后解散。只差半年，他和同学们都没能毕业，许良英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志向改变，从作“当代物理学权威”，到“职业革命家，革命铺路石”*
许良英：“回家后，我心里很消沉，就读书。看了一本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他的文集，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1938年我考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大学一年级我填志愿表，填的是‘我要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那时还不到19岁。”
许良英说，“后来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我，同时我对共产党也有好感和同情。
20岁以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许良英：“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说‘国家是为了个人，不是个人为了国家。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为了使个人发展’。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从那时，我的理想就是民主主义。
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因为我对国民党一直不满。共产党呢，我就把他看作《水浒》里的好汉，不怕死的。这些人是英雄，但是我没想我要去干革命，我胆子很小的，但思想里觉得共产党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有道理。”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那里有共产党重要会议‘遵义会议’会址。这使许良英有机会从同情共产党，到更多的了解共产党。
许良英：“遵义那个地方，老百姓非常之苦。冬天没有棉袄穿，穿着单衣。青年人被抓去当兵的，都用绳子捆起来。我看了心里都很难过。地主家里花天酒地，感到中国需要革命。 1941年‘皖南事变’，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下决心作一个职业革命家。”
大学二年级以后，许良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方面，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志愿“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的许良英，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前夕，人生志向改变为“作一块革命的铺路石”。
*许良英：弃教寻找共产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许良英：“毕业时，我的老师王淦昌要我当他的助教，我那时是要搞革命的。”
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有一位恩师，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原子弹专家的王淦昌先生。许良英是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他婉言谢绝王先生的好意，毅然跨出校门，去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两年后，日寇侵犯桂林，许良英流浪于广西、贵州边境山区。王淦昌先生在报上刊登“寻人广告”，把许良英召回母校工作。
许良英投身革命工作的心志未改,1946年在四川重庆《新华日报》社找到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来棣——大家闺秀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许良英就这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而他的夫人王来棣却生长在另外一个阶层，后来同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王来棣本是一位大家闺秀。
王来棣：“我出生在浙江温州，祖父年轻时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追求君主立宪。民国初年他当过县长。我叔叔们一个学历史，一个学法律，两个是学工科。我兄弟姊妹四人，我的叔叔、伯父们都有子女，我们住在一起。我小时候，家里有家庭教师，有教我们‘四书五经’的、教古文的，又有教数理化的。
我祖父、父亲、叔叔们都很爱国，把那些爱国的故事给我们讲讲，买这方面的书给我们看，对国民党不抵抗很不满意。我是从他们身上继承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
我上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觉得共产党是抗战的主力，他们内部好像很清明，不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化，在当时就很向往。我那时才12岁，初中一年级，我们学校里就有人到新四军去。我当时也要求去，他们嫌我太小，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说‘你吃不了苦’，没有让我去。
整个中学阶段，除了念书，就参加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对国民党腐败现象和他们的独裁专制，我们都抵制。我是浙江大学‘学生宣传队’的，到各个学校作宣传、上街宣传。当然冒风险，追求共产主义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当时家庭里也向我灌输‘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要有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当时好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插播 当年歌曲《解放区的天》片段)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呀呼嘿嘿一呼呀嘿……"
王来棣：“宣传队上街宣传时，打着小旗子。老乡就拿个凳子让我们爬上去。‘同胞们！……’就说开了，宣传一番‘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罢课吗？因为国民党把我们的同学抓去了！……’就这么喊。站在那里唱歌，唱得老百姓围上来，我们就讲一番。警察来了，赶快逃走。
本来我们家……像我这样的出身，同劳苦大众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参加了共产党，21岁，就是从爱国主义这个思想。”
*王来棣：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我当时非常虔诚*
主持人：“您是您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吗？”
王来棣：“对，我是第一个。我参加共产党后，对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影响。当时我还是比较活跃的学生，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参加共产党后，党内纪律非常严。开始时在校内工作，后来把我调到校外做中学生的工作。当时叫‘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中学区区委’。区委书记就是许良英，我是这个区委的委员。当时的纪律要求我不要在学生当中公开发言，自己要隐蔽起来。所以我处处很小心，从此以后就没有自己的活动了。
原来我也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从那以后，因为党内有纪律，只许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上级的命令，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都得去执行。当时我倒没有抵触，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做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富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当时我也是非常虔诚的。”
*王来棣：逐渐感觉不对，思想上有怀疑；许良英：不想再做行政工作，转向学术*
王来棣：“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同老许1950年结婚。”
不难想象，当许良英、王来棣，这两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又组成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他们对未来有多少美好的向往。他们哪里会想到，前面将有怎样的坎坷，哪里会想到他们竟会被双双开除党籍，还要忍受长达二十年的夫妻分离、骨肉离散。
1952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出版物的审查工作，王来棣则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许良英教授说，1955年发生了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大事。
许良英：“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叫‘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一个‘主要骨干’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为了方然的事情，我被科学院审查了一年。”
王来棣说：“我当时逐渐感觉到不对，思想上有怀疑，比如说当时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都布置了任务的。所里让我们写文章，还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我总觉得马寅初的意见不错，为什么要批判？特别1955年‘反胡风’一下子在报纸上公布了他们的私人信件，按照私人信件给人家定罪，我总觉得这样子做法不好。
我当时在所里是很受重用的，因为我们所党员很少，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在所里是支部委员。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肃反运动’时把我调出来作‘肃反办公室’专职干部。我感觉到我们所的几个审查对象证据不足， 把他们弄出来放在群众当中七斗八斗的，斗得很惨。另外，还让我去搜查人家的房间，看人家私人的信件、日记……我就觉得不好，因为我自己年轻时，训导处要审查我们的日记，我都反抗。”
1955年前后发生的事情，使许良英夫妇对共产党一些做法的正确性发生了怀疑。许良英因此不想再做行政工作，他转向了学术研究，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许良英逃脱了行政工作，却没有能够逃脱1957年“反右运动”的大劫难。
*许良英：仅仅因我反对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而被打成“极右派”*
许良英：“1957年幵始搞‘鸣放’，希望大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可是大家比较怕，不敢。反复动员以后，大家说了。4月、5月时，报上登了很多对共产党批评的意见。当时我感到很高兴，可以研究‘现在这个社会到底主要矛盾是什么？’
‘鸣放’时，我是很左的。我对毛泽东很迷信，迷信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讲的话我都非常信的，对共产党很忠诚，共产党有什么要求马上去执行。‘整风’时我没什么意见好讲。相反，人家提出意见，我觉得不对的，还批评人家。
结果想不到，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一篇，要搞‘反右运动’，要打击提意见那些人，那些人是‘右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看《人民日报》这文章，我心里很难过，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你把他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以后还做什么工作呢？’党的会议上我就讲我的意见。结果，我就被‘晋升’成了‘右派’，说我‘反对反右运动，而且反对党中央’。1957年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极右’”。
*王来棣：我有警惕，因知道要算账，说许良英“鸡蛋碰石头”，他像是“也得碰”*
王来棣：“当时我因为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团支部书记，所以我是‘整风’的对象。上级叫我做记录，说‘群众提意见不要忙于答辩’。所以我自己一声也没说话。支部书记动员、所长也作动员，让大家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这种许诺的。当时发言的不是很踊跃，反正大家也响应号召吧，都发言。
突然地，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了，我也觉得好像很不合适。大批特批地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变成敌人……明明是你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人家提意见，人家意见提了，你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当时所里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把这些大字报登记下来，不管内容怎么样，一律要贴出去，将来好算账’。所以我有这个警惕，知道要算账的。
结果，老许的事就把我牵进去了。因为人家‘鸣放’的时候他也很活跃，鼓励人家提意见，后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右派’，他思想不通，说‘共产党翻脸了’‘共产党不讲信用了’……就在支部里边同人家辩论。
我说他是'鸡蛋碰石头',他好像是'碰石头也就得碰'。后来他挨了批斗,被定成'右派'了,我们所就把我也提出来批斗。批斗我三天,让我揭发交待许良英的言论,交待我自己的看法,要对他进行批判。我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他们不满意,说我'包庇'。"
*王来棣:足月女儿胎死腹中,独自抚养两个儿子,饱受压力、苦难、歧视*
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并不是由于发表了所谓“右派言论”，他是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和千百万被划成“右派”的人一样，他和他的家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苦难历程。
王来棣：“有一天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支部书记来找我。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哲学所把许良英定为监督劳动，到北大荒。许良英呢，拒绝改造，回家来了。现在支部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动员他到北大荒去，星期一报到’。好像是生离死别，这一下子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当时很难过。
当时我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九个多月了，预产期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生了。我因为心里难过，就哭啊，睡觉也睡不着。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一天，星期一我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动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孩子死了，死在肚子里。这就闹出人命，进了医院，把孩子弄下来。”
这是许良英和王来棣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一直盼望的女儿，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个胎死腹中的孩子，是“反右运动”最年幼的牺牲者之一。如果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她现在（1999年）应该是42岁，也该是一位母亲了。
王来棣：“等我产假刚满的那天，我们所的支部通知我去开会，把我批斗了一番，说我同‘右派’划不清界限，开除党籍。不容我分说，根本我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就举手通过了。原来我是做党史研究的，做党史工作必须是党员。这个工作就不能做了，改行了，所里处处对我很歧视。”
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乡务农，一去就是20年。王来棣在北京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来棣：“所里经常有下乡劳动任务，每次都让我去。按照规定，凡是家里有未成年的子女，夫妻两个必须留一个在城里照顾孩子。可是我就一个人，每次都要我去。我的大孩子当时6岁，小孩子才3岁。有时我一走就是几个月。好在我的叔叔照顾孩子，后来我把孩子一个送到学校住校，一个送幼儿园。
1959年搞‘人民公社’，我们所到农村去参观人民公社，党支部把我叫去说‘因为你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让你去，你到工地劳动去’，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这些事上。我很穷，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饿肚皮我是深受其害，我的孩子都浮肿（营养不良），我还得把‘粮票’省下来让孩子吃。发的‘肉票’，一个月（能买）二两肉，我就留着星期天给孩子吃。
在宿舍里，我受欺负，孩子也受欺负。宿舍里丢了牛奶，人家就怀疑是我偷的，完全是对我的侮辱。”
*许良英：回乡当20年农民、被监督的下等人，饱读马列毛著作，现有点发言权*
许良英：“我以后就回老家当农民，当了二十年农民。被监督，下等人嘛。在农村的几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九卷，我都看了。 《列宁全集》我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看了五遍。至少我现在有点发言权了。”
许良英说，回乡务农还要养活将近七十岁的母亲。不久，早年和许良英一起参加革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回了乡。这边，是如此凄楚的团聚；另一边，是天各一方的分离。
*王来棣：知许不可能回来，离婚，想对孩子有好处。儿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王来棣：“1961年他‘摘了帽子’，还不能回来。我们所也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回来了。既然这样，我想他已经摘了帽子，后来他开始翻译《爱因斯坦文集》，思想也比较稳定了，我就提出离婚，我想对孩子也有好处。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好多‘右派’有这种经历。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对共产党也有很多认识。
到‘文革’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正我们这些人都是废物了。那时候连高中、大学也没有了，孩子都没法上学。我就鼓励他们学数理化、学英语。‘文革’时，我大儿子是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1967年就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劳动。
他在学校里也受歧视，那时候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所以也是‘混蛋’了，受歧视。下农村时他才16岁，开始时他也很天真，带去好多书。他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写些读书笔记，思想比较活跃。他对林彪有些言论还批判批判，结果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么小年龄，你说我多痛心！”
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回放，1999年4月24日首播的“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下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