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遇罗克原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北京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刊登了他撰写的《出身论》，反对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引起各界读者的关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遇罗克被捕入狱，两年零两个月以后的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二十七岁。九年多以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又过了八个月，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的《光明日报》发表纪念遇罗克的长篇文章，题为《划破夜幕的殒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遇罗克这位二十七岁被处以死刑，九年后又被宣告无罪的思想者不能再生还。多年来一些文革当事人和文革史研究专家对遇罗克之死的回顾与研究一直在进行，遇罗克的弟弟，当年参与创办《中学文革报》，以后又和遇罗克被关进过同一座监狱的，现在在北京的工程师遇罗文先生回想起他哥哥遇罗克被捕的那一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
遇罗文：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他的简单的午饭去上班，他骑车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被判死刑的时候，警察来通知家人，当时我父母都在家。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站都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警察说：“你哭什么？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他是反革命有什么可哭的！”我父亲全然不理会，哭得伤心极了。但是我母亲在他们面前一滴眼泪都没掉，反而劝我父亲说：“不要在他们面前哭。”我母亲把我哥哥在监狱里的一些遗物拿回来了，其中有我父亲给他送去的一件新背心，遇罗克都没舍得穿，还有他的腰带、钢笔和眼镜等。
主持人:您的母亲后来有没有讲过她当时的心情?
遇罗文:我母亲说得好:"哭有什么用?有用,咱们都哭。"但是,她不痛苦吗?不是。哪个母亲能不为那么好的儿子死于非命而心碎呀?她知道只有他的坚强才能减少我们的痛苦》。她每天上班都经过工人体育场,每次走到那边,她都把头扭过去不往里面看。
主持人:据当事人回忆,三十一年前的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在几万人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在几万人高昂的口号声中,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遇罗克之死在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中国著名导演何群先生一九七零年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由于和他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小伙伴的哥哥张郎郎和周七月被关押,有被判重刑的可能,他就和院子里的同学一起跑到工人体育场门口,想知道判决结果,在无意之中旁听了遇罗克的宣判大会。现在在北京的何群先生回忆当时的
情况——
何群：那时候我十五岁，知道当时社会上有这么一回事。我是因为在我们院子里住的张郎郎和周七月也因为文革的事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引起我们院里大人和孩子的注意。我们听说在工人体育场有一个宣判大会，我很关心张郎郎的宣判结果，我和他弟弟也是朋友。我就来到离工人体育场很近的宿舍附近，因为那时宣判实况是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的。我记得那时候警察都穿着蓝色的制服，我就在那里听一个一个的宣判，没有张郎郎和周七月的宣判结果，但是有遇罗克，那一天判决的人很多，工人体育场的看台可以坐十万人，基本上都坐满了。遇罗克的名字很特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主持人:您那天为什么没有进入会场里面去呢?
何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宣判大会是有组织,是各个学校、工厂单位里组织去参加会的,不是凭门票入场的。在文革时期,这样的宣判大会是很多的。
主持人:您后来有没有再注意过关于遇罗克的事情?
何群: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我上大学以后,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读了遇罗锦的小说《冬天的童话》,对遇罗克有了一些了解。
主持人：谈到近年来读到有关遇罗克的书，何群先生说， 何群：看到遇罗克的照片，大家就会想起文化革命的年代，会有很多感受。当然，我不希望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希望冤假错案少一点，我们都希望能在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当中，在能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的环境中生活。
主持人：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收入的文章记载，在遇罗克被处决九年多以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出的《再审判决书》送到了遇罗克亲人的手中，其中写道：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实事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 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零刑字第三十号判决书;
二、 宣告遇罗克无罪。"
。。。。。。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的《光明日报》以头版大幅标题发表长篇通讯，题目是：《划破夜幕的殒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编者在按语中说：“这篇通讯描述的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报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
遇罗克的家人回忆说：“就在亿万读者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有关部门送到遇罗克父母手中的、作为补偿的现金是遇罗克从被捕直到被处以死刑那天，一共两年零两个月的学徒工工资。遇罗克的弟弟，现在在北京的遇罗文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遇罗文：当时遇罗克的工资大概只有二十块钱，两年无非也就是四百多块钱，此外没有其它任何补偿。
主持人:听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遇罗克的冤案不是已经得到平反了吗?他不是无罪被错杀的吗?是谁杀害了遇罗克?杀害无辜者该当何罪?究竟多少钱能够补偿?"人们也许还会问:"为什么给予遇罗克家人的经济补偿仅仅计算到他被处决的那一天为之?"按照这个逻辑,遇罗克如果不是蒙冤而死,他就只能工作到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吗?再设想,按照这个逻辑,如果遇罗克被捕后即被处决,那么给予他家人的经济补偿就应该是零吗?至于他的父母家人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被株连受到的迫害,失去亲人的永远的伤痛又拿什么弥补呢?遇罗克的亲人们至今还有很多
未了的心愿。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说,
遇罗文：平反以后他们应该把没收的那些东西归还，因为遇罗克已经平反了，他们还有什么权力再扣压我们的东西呢？而且我到很多地方反映，多次提出要求，到现在没有人理我。只有北京市政法委曾经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但是他们表示，“很难找，这个工作很困难。”现在扣压的东西有些是更珍贵的资料。在一九八零年遇罗克平反的时候，虽然发表了一部分他的日记，但只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到法院去，只能让他们看，他们当时只能抄下来、或复印下来，毕竟太有限了。而且他们只能站在当时的对错观点上抄录、取舍，当时他们可能认为有些遇罗克写的东西不容易被人们接受，就没有抄下来。从我对我哥哥的了解，我认为他应该留下更多、有更深刻思想的文字。他的日记我们知道，他每天都记，大概有十几本。此外，他们说有关遇罗克的审问记录就有几麻袋。
主持人：当年看到过这些文字资料的人士现在在哪里？我希望能够一一访问他们。现在在北京的原《求是》杂志副总编辑、近代史研究专家苏双璧先生是当时《光明日报》最早派出采访了解有关遇罗克一案的记者之一。
现在已经退休的苏双璧先生说：报道遇罗克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在《光明日报》社，从发起到完成、到写文章，都是我在作的。
主持人:您能不能详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苏双璧:我们到公安局、法院去联系,他们也都很支持,所以我们就能看到那些档案。
主持人:那些档案有多少?
苏双璧:档案很多,我记得大概有二十多卷,放在桌子旁边都快跟桌子一样高了。我就找了一两个同事一块儿看那些材料,看了两三天。
主持人:您都看到了什么材料?
苏双璧:其中有遇罗克自己写的东西,有他作的笔记、写的诗等等。
主持人:您有机会看到了遇罗克自己写的东西,同时也有机会看到当时审判的一些材料,您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苏双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遇罗克的处理不是实事求是,上纲上得比较高。好多事是上纲上起来的,本来遇罗克主要是写了《出身论》,引起大量的来信,所以当时"四人帮"他们就害怕,把他关进监狱。从当时的材料看,关押逮捕遇罗克其实并没有必须判死刑的罪,但是在审判过程中,每一次审判都给他上纲,上纲到最后就把他杀掉了。
主持人:您看过遇罗克的文章、日记还有其它的很多文字材料,您认为遇罗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苏双璧:遇罗克这个青年还是比较有作为的,他的文章都写得很不错,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来看,他还是正确的,因为他反对血统论。一个有为的青年就因为写了《出身论》这么一篇文章,最后就被杀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冤案。
主持人:您看过有关遇罗克案子的一些材料,您是不是知道杀遇罗克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下的命令?
苏双璧:我认为主要是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他们。
主持人:您在您的文章中谈到,看到遇罗克在临刑之前写的一些文字,他都写了些什么?
苏双璧:遇罗克曾经要求复查他的案子,当然后来也没有复查。
主持人:现在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有些什么限制吗?
苏双璧:我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官方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比较敏感,卡得比较紧。
主持人：遇罗克的高中同学、现在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回忆说——
王学泰：遇罗克当时被枪毙的时候，我大学已经毕业，但是因为出了点问题，又回到学校参加运动。我应该是一九六四年毕业，实际上我到遇罗克被处决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现在的人恐怕都不太清楚，那时候要处理一批重大的所谓刑事犯之前(因为中国不承认有政治犯，反革命也作为刑事犯来对待)，都要把他们的案卷下发，那时是群众专政，要听群众的，让群众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让群众讨论遇罗克的案子的时候，是跟一批大约有二、三十个人的案子在一起，都在班上念，同学和老师都知道这本身只是一种虚应的形式，念到谁大家的意见都是“枪毙”。
主持人:您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王学泰:我听到念遇罗克的时候,大伙嚷嚷说"枪毙"的时候,我感触特别深,就跟触了电一样,当然我并没有发表意见,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主宰别人的权力。
主持人:在当时是不是群众讨论说枪毙就一定会枪毙呢?
王学泰:当然大家同意枪毙的意见也会报上去,实际上到最后公布的判决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枪毙,我那时看到也有最后判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等等。讨论了遇罗克之后,不久就枪毙了一批人,公审是在工人体育场,各学校派代表去参加,回来向我们传达,学院里也贴出了告示,我一看没有遇罗克。当时我心里就有些宽慰,觉得可能遇罗克死不了。但是,过了两、三个月,隔了一批之后,枪毙名单中就有了遇罗克,他也被枪毙了,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
过了一年之后，我被分配了，有一次我在农村劳动，下乡之前我整理书籍，发现了遇罗克在中学毕业之前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文学六讲》，另一本是《元曲别裁》。我就在《元曲别裁》的书后面写了几句对他的悼念的文字，因为一看到这两本书我就想起了遇罗克，他那么年轻，又是那么一个有才华、有想法的青年人就这样被夺去了生命，这不能不引起我感情上的波澜。
主持人：当年在沈阳的高中学生孙钢因为读了《中学文革报》上刊登的遇罗克的《出身论》等文章，到北京找到遇罗克，两人成为朋友。遇罗克被捕那天，警察搜查遇罗克家的时候，孙钢正好走了进去。孙钢也被捕了，后来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后获得平反出狱。现在在美国北加州担任一家保安公司总裁的孙钢先生回忆起当年他在监狱里听到遇罗克被处决的消息时的心情。
孙钢：当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遇罗克太可惜了，因为遇罗克真是一个天才，咱们国家现在在理论上太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了。遇罗克给我的这样的印象永远也磨灭不了。跟遇罗克接触的过程我确实非常钦佩他，他真是太聪明了，一个真正好的国家如果把这样一个人用起来，那是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说，遇罗克被枪毙了。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可是反过来我一想，这个社会不能饶过他，因为他太聪明了，这个社会怎么能容他呢？所以他的死也是在这个制度下必然的，他被抓进去的第一天已经就决定了非要枪毙他不可。
主持人:根据您对遇罗克的了解,您认为遇罗克他自己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孙钢:遇罗克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将来坐牢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我相信,他没有想到他能被判死刑。
主持人:和遇罗克一起坐过死牢的人绝大多数都被送上了刑场,现在在美国的作家张郎郎先生是为数很少的幸存者之一,他说,
张郎郎:当时这一批人差不多全被枪毙了,为同样的罪名,也就是所谓思想罪和言论罪没有被枪毙的人,还是因为占了出身的便宜。
主持人:后来当局给遇罗克平反,您是怎样看这件事情呢?
张郎郎: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如果是可以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当局给遇罗克平反,最初我以为这是良性的往前走的一个过程。遇罗克平反,后来又变成魏京生被抓,中国的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老红卫兵"代表人物的"联动"的一个搞宣传的,他变成向集权挑战的人,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的符号来用,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当时宣传遇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些事情,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呢?我后来发现,遇罗克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的讨论。
在文化革命的一打三反过程中有多少因言论和思想而被杀掉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个专政机器需要这些人的血来奠基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一大部分是正式地被宣判而处死，还有很多人在没有被宣判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美院附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从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以后被杀死的人，都是这个政权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有自由思想的人。只有把这件事情谈透，中国人才能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社会有多大的帮助，中国这个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当年遇罗克的事说了几天就不提了，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因为中国人不能忘记历史，比如德国人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
遇罗克现在对我的影响就是他的使命感，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作的事还没有结果，中国现在好像物质文明大大提高，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中的口头的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钳制，在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
主持人：谈到遇罗克，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美国迪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教授、技术部主任宋永毅先生说：遇罗克这样的学徒工在当时承担了中国社会的社会良心的角色，承担了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正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超越了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超越了他个人的社会地位。他关心的是整个知识阶级应当关心的东西，他承担了太沉重的历史、社会负担，结果，他倒下了，我们觉得自愧不如。真可惜他那么年轻就被扼杀了生命，否则的话，在我们民族的当代思想史的宝库中间，应当有更多的文献。
我们可以把遇罗克跟国家的总理周恩来比较比较，周恩来是主张查三代的，他说他的父亲不过是个小职员，但是他的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成份就填了“封建官僚”。当时戚本禹都对他说：“如果看父亲，你可以填‘职员’嘛。”周恩来就说：“我才不呢。应当查三代。”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老是在忏悔自己的出身，无限地夸大出身，那在青年中造成的是什么影响呢？对那些血统论的捍卫者和提倡者：当时的谭力夫，当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以及整个当时的老红卫兵，毫无疑问是一个鼓动。
主持人:宋永毅先生特别谈到遇罗克之死,
宋永毅:有些高干子女透露说,遇罗克的死是有关的中央首长批示的,而这不是一般的首长,也是出身不好的。数一数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长也就是周恩来、康生、江青,而这些高干子弟向我暗示,是那位在出身问题上很计较的,究竟是谁可能大家都能猜到,说是他批示枪毙遇罗克。我们假设他们说的是真的,当他在写下"枪毙遇罗克"的指示的时候,他已经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实际上遇罗克讲出来的对他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应当是更容易接受的一个常识,对不对?不管这个人是谁。中央领导中出身不好的多得很,通过遇罗克之死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被残酷的党内斗
争搞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被扭曲。这个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存在于人们心里的不平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主义是多么的可怕!
目前中共的太子党中间，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掌权的人也是当年血统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小的权力，这些人当年也很年轻，现在已经发了很大的财。不管是从权力方面，还是金钱方面，他们对当今中国唯一的贡献就是使得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主义、这个制度的糟糕。而这些人在背景上还是遇罗克所反对的那种不平等，他们凭借着他们的血统自然地占有国家的资财、国家的权力，这种现象应该说至今还是普遍存在，只不过更巧妙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