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的中共统战部门之所以在北京师范大学相中了一个叫许嘉璐的中文系教授，原因皆在於此公头顶专家、学者光环帮助共产党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监控,其作用要比共产党自己党内的政工干部得力得多。而许某人眼看共产党给了自己那么多好处,自然要加倍回报党的恩德。最著名的表现就是八九“六四”枪响之后,此人曾在课堂上声俱泪下地表演:“同学们,你们知道反革命暴乱分子已经准备好了暗杀名单。我也在这个名单上。”
许某人的如此表现虽然令该校的绝大多数师生们所不耻，但却因此得到江泽民和李鹏等人的充分肯定。
到一九九七年底,许嘉璐终於熬到了中共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取代了九十二岁高龄,曾长期以“民主党派”领导人身份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到此,人们终於明白许嘉璐十几年来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了。因为按照中共政权的惯例,其下属的所谓八大“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或会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会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自“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共政坛，所有的所谓“民主人士”或“党外人士”,只有荣毅仁一人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时间能够排名仅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除他以外,熬成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无疑已经是政治花瓶中的最高档次。
在当今中国,那怕你学术地位再高,就算被全世界范围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公认为学界泰斗,至少其生活待遇远不如一个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全国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象北京大学等几所重点大学中的重点,还被明文规定校主要领导享受省部级待遇。改革开放之后,高校,特别是名牌高校的政治待遇被降低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重点大学的校党委书记一度也曾被内定为副部级待遇,在内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发至省军级的中央文件也发给这些学校的党委。直到江泽民朝代，中共内部才重新确实有二十二所重点高等学校的党、政一把手可被明文确定享受副部级待遇。即便这一条能够顺利落实,许嘉璐其人如果不担任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话,凭其学术地位,就算熬成北京师范大学的正校长,不过是个副省部级待遇而已。怎么可能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相比?正是为了这个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政治奋斗目标,当年的许嘉璐,特别是在“六四”镇压之後那段时间的许嘉璐,虽然明知自己在公开场合,故意作给共产党看的政治表现会为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耻,但自己既然已经把後半生的赌注押在了共产党政权身上,就必须死心塌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内,常有人议论说象许嘉璐这样的“民主主党派”,简直就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道理就在於此。
当时已经被许嘉璐取代的雷洁琼,在八九学运期间曾经公开发表过同情大学生的言论,甚至还在私下里表示过如果共产党政权再不给大学生们一个说法,她自己也要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接下来,只是因为雷氏已经被共产党捧到“民主党派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所以只要她不再继续坚持“错误认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相比於“雷洁琼大姐”,当时仅仅还是“民进”中央副主席的许嘉璐却还没有犯“政治错误”的本钱。假如他在“六四”镇压前后公开讲出一两句没能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牢骚话,笃定不会有日后的高级政治花瓶地位。
曾有外界报道说这位许某人之所以能当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靠江泽民一手提拔。作为江苏淮安人，他被江苏扬州原籍的江泽民视为老乡。许确实对江尽了孝心、忠心，以至于不顾史实和事实地吹捧江。
许某人最终能够当上副委员长是江泽民批准还是江泽民钦点外界的说法都只是猜测，但许某人对江泽民的奴颜卑膝在中国大陆知识界早已被传为笑柄。
二零零七年，《江泽民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出版，该书编撰者奉命将样稿呈许嘉璐，让他以汉语言学者“翘楚”的身份作序。
许某人在序言中写道：江泽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所以一经确立并提出，不但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发展，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前几年在我出访欧洲、非洲，或接待来访的各国议会代表团时，对方所提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这一理论。一位西方国家的总理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看来我们也应该做‘三个代表’。”
北师大的另外一位中文系教授读罢许某人上述文字后感慨道：都知道许先生越来越无耻，但还是不敢相信竞争无耻到为向党献媚编造如此低劣谎言的地步。西方国家总理当面向他许某人表示“也应该做‘三个代表’”，鬼都不信！
许某人在其序言中还写道：在我学习《文选》时，或许是由于“职业本能”吧，对其中的语言比较留心。我深切感到江泽民同志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为我国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运用语言的楷模。例如，无论是书面语性质的还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章，成语用得多而且灵活、准确就是其特色之一。让我随手举个例子吧。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篇约5000字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用了近30个成语，而排在这篇讲话之后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4000字的讲话中，成语竟用了30多个。完全中国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正与全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相得益彰。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对《文选》中的语言及其应用艺术进行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两个月前，我收到了张秀强同志撰写的《〈江泽民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清样，不禁心中一喜：想到此点的不止我，而且有人已经做出了成绩。
说成语，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从语言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凝聚与沉淀。成语，在其短短的几个字（即词，以四字为主）中常常浓缩着一段史实或传说、神话（或笼统称之为典故），传神而引人联想，同时还含蓄地表达着人们褒贬的感情。因而使用成语，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些“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但同时也就要求使用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读之者也就当然需要一定的古代文化基础才能理解文中成语的丰富含义。就使用成语而言，江泽民同志文化底蕴之厚是人们所熟知的，广博的知识来自读书不辍，成语、典故随口而出，并未费斟酌，所以用得丰富、贴切、自然，文章、讲话因此而增加了说服力、感染力。
许嘉璐还写道：成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成语不产生于一时，那么也应该允许、鼓励现代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成语，经过约定俗成（社会认可），进入成语的宝库。例如，“与时俱进”就是江泽民同志首先使用的。就我的见闻，只有清代龚自珍说过“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奋斗不止的品格而创造的。它不是对“与日俱进”的套改，却更能表达我们的时代精神。因为它切合实际，所以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受。当然，要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成语，需要更高的文化修养。
许氏此言一出，立刻有学者反驳说蔡元培在一九一○年、李大钊在一九一七年分别使用过“与时俱进”一语。
如此汉语学界之“翘楚”，丢老鼻子人了。
为了让许氏为此丢脸，百度等几大网站在对“与时俱进”一词作注时，都强调了“与时俱进由来已久”，说是1910年初，蔡元培撰写《中国伦理学史》。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他把散见于中国古书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激励人的说法概括综合为“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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