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陈独秀之于毛泽东与华国锋之于邓小平》引述当事人的回顾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真实的华国锋相比于当时的邓小平，不但不是思想僵化,而且是十分是在意如何能够在党内和理论界形成中共建政之后只有在五十年代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曾经出现过的思想活跃，不同观点被允许讨论和存在的政治气氛。
近些年来一直至力于“还原华国锋”的中国大陆著名党史专家韩刚先生所披露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说明，邓小平直到华国锋被迫下台的十几年之后还不忘对他全盘否定的那句“他就是‘两个凡是’”，也是诬陷不实之词。首先一点，能让中共政权有了从邓小平至江泽民，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今天的基础的基础----“一举粉碎‘四人帮’”，把毛夫人江青及其政权追随者，甚至还有被晚年毛泽东和江青视为己出的毛远新全部打入天牢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最大否定，更何况所谓的“两个凡是”既不是华国锋的专利，也不是华国锋下令做为“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向全党正式发布的东西，而华国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引用过两次“两个凡是”的说法，其语意环境和针对目标都不是政策制定和工作指导方针，而是基于要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
那么无论是站在当年的邓小平的角度还是站在今天的习近平的立场上，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的出发点居然会被当成“罪行”来批判，等于是共产党政权在自己狠扇自己的耳光。正如韩刚先生所说：华国锋的所谓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讲话内容,如果从反共角度,当然是要否定的。但是日后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坚决制止党内从人格角度否定毛泽东的评价,坚持为维护毛泽东的所谓伟大领袖形象的所言所行，事实上比华国锋还要过份。同样一件性质的事情,华国锋说了就是罪过,邓小平说过并坚持实行就是所谓的真理或者说正确决策？由此可见邓小平整肃华国锋的手段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手下人整肃老干部们的手段殊无二至，都是中国封建统治史上屡见不鲜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邓小平当年夺取了华国锋手里的党政军大权之后,给华国锋强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中还有一项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而事实也是恰恰相反。先不说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初被恢复“组织生活”并安排工作是华国锋“钦定”，继而习仲勋奉调广东也是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人的决定，而当时的邓小平只不过是表示同意，更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就是直到自己去世，邓小平给胡耀邦盖棺定论的最无保留的一项历史功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华国锋的实际支持下才得以推动的，就是胡耀邦本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快被恢复工作的过程也都是华国锋一手促成。至于习仲勋本人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之冤案之所以被拖延至一九八零年初才被党内正式正发文平反，幕后原因不但没有华国锋半点责任，而是全都因为碍于整肃高岗的两个最重要的毛泽东政治打手邓小平和陈云关于“绝对允许为高岗翻案”的内部指示。
韩刚先生曾介绍他自己在多年来的对华国锋的研究中,确实找到了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是事人披露的材料让韩刚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韩刚先生举出了两个人的例子,，第一个是胡绩伟。
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去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鲁英是毛泽东在世时姚文元和张春桥等人从上海《解报》调来的，水平极低,被讽剌为草包主编，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调胡绩伟回来。据胡绩伟自己回忆，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
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在家里赋闲。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亲自到胡耀邦家里登门拜访，请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绝了。这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自己说到的。后来华国锋又请叶剑英来做工作，因为叶剑英与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谊，所以经过叶剑英的动员，胡耀邦答应了。紧接着，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谈话，而且明确地告诉他派他去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可见胡耀邦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得以在中共政坛上步步高升，首先是受益于华国锋。
如果说当年伙同邓小平共同取代了华国锋的胡耀邦居然是被华国锋“两顾茅庐”才“出山”工作的史实已经令读者和听众们大跌眼镜的话，更让人不敢相信的邓小平等人强加在华国锋头上的“罪状”之一“经济工作好大喜功”的唯一证据原本竟然是邓小平自己的错误。
事件的原委是，1978年6月下旬，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及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邓小平又在会上提出了“引进800亿美金”。当时的邓小平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并不是分管经济的，但分管经济的李先念在作总结报告时遵从了邓小平的提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会后，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迫使华国锋下台的第一步。与此同时，陈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也被陡然提高。
会后，因为陈云的据理力争，令私下里不得不承认相比陈云，“经济工作自己是外行”的邓小平同意安排陈云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令原来在国务院系统的经济工作一把手李先念为陈云打工，同时收回了自己最先提出的“引进八百亿”的狂妄之言。陈云也许是为了回报邓小平，在主持经济工作大调整，否定“大干快上”的党内会议上罔顾“洋跃进”的始做俑者首推邓小平，其次是李先念，都有白纸黑字之会议报告或内部传达过的“重要谈话”为证的事实，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罪过”硬栽到已经面对“墙倒众人推”局面的华国锋头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