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质方把兄弟周北方的行动路线图：南京受审，北京服刑，武汉越狱》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周北方被判处死缓后的诸多传闻之一，说的是说中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中居然有人冒着丢官风险，甚至不惧开除公职的威胁“临阵逃脱”，原因就是害怕从周北方嘴里听到太多的牵涉到他的拜把兄弟，邓小平次公子邓质方的经济犯罪行为，担心有一天会因为对这类事情“知道得太多”而招祸上身。即使当时没有“临阵逃脱”的办案人员，也是在及时请求上级之后对周北方采取了制止他“乱咬别人”的措施，随时提醒周北方“只说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别人”。
现如今，外界回忆起当年的邓质方，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当年和周北方的房地产合作项目，于上海、海南、北京和深圳等地的以权易地，以地吸金，迅速暴富手段，而对他靠对外“合法”出口华工聚敛第一笔财富的经历则鲜有所知。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的同时，邓质方在中信兴业公司副总理经理位置上兼任了“应时而生”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负责人,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是九二年一月二十八号被正式批准的。公司总经理叫傅仁章,邓质方名列第一副总经理,他后面还有四个副总经理。该公司依据中共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正式认可,“统一经营和管理全国的劳工对外出口”。
这家公司开张后,海外曾有报刊追踪报道,披露出邓质方的这家公司位於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九号,那里赫然挂着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的大牌子。
此前，中国大陆的对外劳工出口一直是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统管,而邓质方的这家公司,完全是因人而设。自此,中国大陆各地的对外劳工出口都要经过这家公司统一安排和分配项目、名额,权限之大可以想见。每安排成功一桩劳工出口事务,该公司即要从对方所付款额中提取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管理费”。根据当时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九一年一年,大陆各地总共向世界各国出口劳务近百万人次。由此可见邓质方所开这家公司的油水之丰厚。
八十年代初,大陆出口劳务是邓小平首先倡导的。邓小平经过九二年南方一游,掀起中国大陆的第二轮经商大潮后,他的儿子立刻身体力行,经营起了卖“猪仔”的业务,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开放搞活”了。
当邓质方的这家公司开张后,北京有知其内幕者讽剌说:邓小平的大公子倒彩电的时代已经过时;他女婿贺平经营的军火生意也已经被众多高干子女们各把一摊,新挤进去的人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油水好捞了。如今,邓二公子另僻财源,干脆当起了人贩子,可见中共政权实在是堕落得可以了。
大陆人还讽剌说:紧俏商品、军火生意、贩卖人口这三大生财之道如今是都被邓家子女尝遍了。如果再有人想找新的生财之道,就只剩下贩毒、设赌和开妓院了。
中共大家长邓小平自平息了“姓社姓资”之争后,发明了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此,多有人大惑不解:既然中共认为“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即不姓“社”也不姓“资”,为什么还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限制词?
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了邓小平子女的“革命分工”后,可能会茅塞顿开。原来: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仍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即后者的前提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前者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之成员(还包括他们的至爱亲朋)利用权力加市场经济的形式“先富起来”。
巧合的是,当年邓二公子的这家公司与他姐姐邓二公主邓楠任副主任一职的中共国家科委相邻。姐弟两个在一条大街上从事乃父设计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姐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当官,弟弟为发展市场经济而经商。所以大陆有人根据这一巧合讽剌说:这就叫“邓楠加邓质方等於‘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不过公正地说，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初始目的并不是让自己以及包括王震等一票共产党元老的子女们去当“发家致富”的“排头兵”。就以邓质方为例，一直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还都以为邓家后代中唯有幼子邓质方是最安分守己的一个,既不贪权,又不恋钱,虽然是在公司工作,但只当一名醉心技术工作的工程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邓家子女中在在公众场合中曝光最少的一个。当时,他的一位同学曾经对笔者说:“邓质方恐怕是邓家唯一一个没有政治政治野心或者说缺乏政治基因的人”。而邓质方本人在美国学有所成回国以后的头一段时间，似乎也在刻意表现自己对所从事的技术工作相当满足。
邓质方小他的三姐邓榕一岁,生於一九五一年八月。根据邓榕的回忆,中共建政之初,邓小平担任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卓琳当了重庆人民小学校长,两人工作紧张,不想再生孩子了,但当时二野的卫生部长对希望打胎的卓琳说:“或许这是一个男孩子呢?”因为这句话,邓家又有了一个乳名“飞飞”的男孩儿。此前,三个女儿都是卓琳给取的名字,长子邓朴方的名字则是请刘伯承取的。最后这一个男孩轮到邓小平亲自取名,为与长子邓朴方的名字“质朴”相对,邓小平决定让小儿子用“质方”二字。
用邓榕的话说:“结果,这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反倒成了父母亲心中最疼爱的孩子。”
邓质方幼年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十分本份老实,从小学到中学,都不象其他一些有高干家庭背景的纨绔子弟一样常常惹事生非。红色贵族学校里的“小太子”、“小公主”们平日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内容就是谁的爸爸官阶高,谁的爸爸能够指挥坦克、大炮和飞机,而邓质方却很长一段时间只知道他爸爸要听毛主席指挥,却不知道什么人、什么事物要接受他爸爸的指挥。
邓质方少年时还特别喜欢鼓捣无线电器,甚至把家里的收音机也给拆散。不过当时他的技术水平不足使他复原收音机。因为那时候的收音机在中国大陆也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母亲卓琳责怪他不该如此“败家”,但邓小平却很欣赏小儿子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求知欲和刻苦钻研精神。
一九六八年,邓质方在哥哥跳楼自杀未遂落下终生残疾之后，被所在中学勒令下放到山西插队,临走前甚至未能与父母告别。
当时,自得到长子致残的消息后,邓小平的情绪一度比刚刚被点名批判时还坏。待见到长子坐在轮椅上的样子时,一方面强压心中悲痛及对毛氏夫妇的满腔仇恨,一方面也暗自把他邓家今后接续香火的希望寄托在次子身上。听到次子亲口表示“还是想读大学”之后，邓小平不惜委屈如全，请求中央能够同意安排邓质方当一届“工农兵学员”。于是，邓质方便有了与同龄人习近平、王岐山等人一样的被“推荐”上大学的经历。一九七八年，邓质方又考入北大物理系攻读研究生课程。
八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后在中国中国科学院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的邓质方到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导师是著名量子光学理论家高孚教授。
据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也曾见过邓质方，对他大加赞赏。说他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很令人佩服,尤其是作为邓小平的公子。李政道其人在帮助中国大陆搞电子加速器建设过程中,与邓楠有过接触,但显然没有看重邓楠的学问水平,当然也可能早就看明白这位邓家二公主志不在此。而对邓朴方这位邓家二公子,则认为可以在学问上成器。谁知最终还是看错了人。
邓质方获得博士学位后，因为等待妻子毕业(刘小元在同校攻读生物物理博士)，便在IBM等大公司任职两年。
邓质方在留学美国期间爆发的一条被广为流传的新闻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七日,刘小元在美国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此前，邓质方原计划暑假送妻子回北京生的,后来经医生检查，说那样很危险，不如在美国生安全。
当时,中国大陆甚至盛传此事是美国政府从中捣鬼,买通了医生吓唬邓质方夫妇,警告他们产妇长时间乘飞机有多么多么大的危险,目的就是要让邓小平有一个的孙子成为美国国籍。
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权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邓质方又成了邓家唯一有正式留学经历,而且获得美国著名大学洋博士的一个,成天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挂在嘴边的邓小平就更为有邓质方这个小儿子自豪。
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一个大家庭里自然是长子地位最高。但邓朴方因为“文革”中的不幸,已经没有可能当父亲,邓质方在美国生下的孩子又恰好是个男孩儿,这自然更加重了邓质方在邓府上的地位。只不过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邓小平家中最少公开露面的一个,有关他的信息到九二年之后才逐渐多了起来。
下篇文章笔者将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邓质方在美国生下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美国公民？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