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恐怖》的最后一段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笔者作为甘肃省永昌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在座落在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地方的所见所闻。
“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找我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夫妇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要让“出身”好的从国民党统治时代过来的人忆国民党时代的“苦”，以对比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甜”。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一对夫妇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说了一口四川话。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队长说到这里看见那老夫妇的眼里冒着凶光，不敢再说下去。我赶紧安慰老夫妇说:“你们都没有文化，说错话没关系，以后别再乱说了就行。”
“错个了球!国民党的时候我给地主当了二十年长工，只要干活就能有饭吃。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干活的比不干活的饿死的还快。现在比六零年好点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这搭(即这个地方)最穷的人，可是再穷也还把这个红军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养活了。现在可好，一个村里就有二十多个三十大几的汉子没有婆姨。四川来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个，穷汉子们还是换不起。队里让我给城里来的青年讲‘新社会’的甜。啥叫个甜?糖才叫个甜，可我老汉已经二十多年没尝过糖是个啥滋味了。城里来的青年说我是反革命，他们知道个啥?我就是个反革命又能把我做个啥?大不了来把我这老汉球咬掉。”
老汉根本不把我这个县里派来的工作组干部放在眼里。
等他们走了，队长才继续介绍说:那老婆子来我们这搭已经四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头上的虱子都滚成了蛋蛋，两个脚磨烂了的地方爬满了下蛆的苍蝇。身上没件衣服，就是一条破毛毡中间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裹着身子。她现在的丈夫那个时候是这村里最穷的一个，一直没有钱买彩礼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过去了，村里至今也没一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女红军战士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从老人到孩子都称她焦家婆姨。
“她怎么也没生养?”我问。
“会计你不知道，红军被打败以后，象焦家婆姨这样的女共产党只要落到马匪手里，哪个都要被几十个回回兵轮着日(奸污的意思)过，身子都坏了，哪还能养出孩子?”队长回答说。
可能因为会计都是识字的人，而且又是管钱的，所以穷苦当地农民对象我这样拿工资的城里干部一律称“会计”。
去公社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问公社的民政干事，为什么政府对焦家婆姨那样的人不能给点照顾。民政干事告诉我，整个永昌县里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人，仅南坝一个公社就有二十多个，多数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没法证明这些人的真正来历；二是上面从来没有指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象焦家婆姨只能凭一口四川话证明自己的来历，别的公社还有几个身上至今保藏着当年的共产党党证的老婆子呢。那党证虽说是马粪纸印的，但上面确实也画着镰刀斧头。公社干部要替她们把党证送到省档案馆核对，可她们都死活不肯交。
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也还曾有过党证。
在另一个生产队工作的一个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汇报说，他一进村就按惯例先召开一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会”斗争“黑五类分子”，一个“戴帽子”的富农婆在会上“交待”说她当年是红军战士，被马匪打散以前入了党，还交过一次党费。因为她当时被打伤后躺在死尸堆里，所以幸免没有被回回兵捕获。当地人把她救活后即就地下嫁，没成想她嫁的这个人在共产党发动“土地改革”时因为有二十多亩地被定成了富农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农婆。
每次开斗争会，她都要哭诉解放前她跟着那个富农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骂，原因是那富农接她回去的当天晚上发现她早已经被“破了瓜”(即不是处女)。
贫下中农们由此要求她控诉国民党匪帮对她的迫害，她却坚持说自己从没有被回回兵糟蹋过，被“破了瓜”是因为在革命队伍里的时候被首长召去“关心首长身体健康”所导致。首长亲口跟她说过，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她为妻。她到底没有等到这一天是她自己没有福气，但也不应该把她当成坏人对待。
因为这番言论，贫下中农们认为她态度不老实，所以别的“地富分子”大都陆续被“摘了帽子”(即恢复其公民权)了，只有她仍然还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时代，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统称作“黑五类分子”，要接受“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管制。“党的政策”规定他们同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不如。
表现好的“黑五类”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结束管制，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但政治上被歧视实际上是终身的，而且还要殃及子女。
西路军战败后，象李先念、徐向前等人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长”的威风了。李先念当时率领着几十人逃进深山与狼共舞，过了好长一段土匪不象土匪，乞丐不象乞丐的生活，历尽千难险阻才到了新疆，后来被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陈云找到保送到延安，并向毛泽东引荐。这就是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李先念紧紧追随陈云，共同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抗的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我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几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当地虽然骆驼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见，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骆驼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就显得有几分仙气了。但因为此地交通不便，平时极少有外地人造访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浓浓的外地口音使当地人不用问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马家军打败的红军，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马家军以“通共”罪名满门抄斩。
在双湾公社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徐向前曾用一个金戒指向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确实象李先念的纪念文章里写的那样，即使在打了败仗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毫不灰心丧气”，坚信“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象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条子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后续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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