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写道::说来是巧合但巧合中也有必然，那就是习近平登基之后已经公开查处并肯定会交付司法从重判处的这两个“副国级”都是“吉林帮”的核心成员，而这个“吉林帮”的新老成员中至少还有一个“副国级”成员一直都在被中纪委调查，那就是涉嫌对子女及过去部下严重经济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甚至说情庇护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而这位赵南起又是张德江和徐才厚早年在吉林省的第一个政治伯乐。
如果说除了已经笃定要被重刑发落的徐才厚、苏荣以及或许在接受中纪委和军纪委立案调查之后因为”所犯错误“之严重程度只是徐才厚的多少分之一而最终只会被习近平政权内部冷处理的赵南起，“吉林帮”内至少还有一个“国”字头的“大老虎”已经惶惶不可终日的话，此人自然应该是回良玉。
话题似乎应该从中共政坛上的“吉林帮”中已经陆续产生了多少个“国”字头，也就是正国级和副国级的党内高官说起。
在苏荣和徐才厚相继被中共政权高调抛出之前，海外有些揭露苏荣、徐才厚以及张德江或者他们的子女亲属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的文章中，把曾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刚也列为“中共政坛上的吉林帮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事实上这位王刚只不过是籍贯吉林，大学就读于吉林，但从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天开始至今，他从来没有在吉林省境内工作过那怕半天时间。如果要以每个中共官员的政坛履历为主要参照系划分中共党内“组织”意义上的“帮派”的话，把王刚列为中共“西北帮”或者“甘肃帮”的成员之一才对。
这位王刚是在十二年前的中共十六大上被晋升副国级的，当时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是届中央政治局中，其政坛经历始自甘肃的竟有五人之多，即胡锦涛、温家宝、郭伯雄、王刚还有吴仪。除吴仪而外，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属马，十六大召开那年正是他们步入六十花甲的本命年。其中胡、温二人的甘肃经历尽人皆知，此处从略;职业军人出身的郭伯雄进入中央军委之前的大部分行伍经历都是在兰州军区及该军区的所属部队;吴仪本人少年时随家人“支援三线”，中学毕业于兰州女中，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至兰州地区工作......;王刚则是在“文革”之初与胡锦涛、温家宝同年同月从不同的大学里“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被分配到甘肃，后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相差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杀回北京,分别进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工作......以至他们三人相聚中南海之后,中央办公厅里的细心人注意到了他们三人之间居然能够排列出这么多的年龄、时间、地域和政坛履历上的巧合,不禁感慨“真真是应了那句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老话。如此的昔日同命相怜,今日同富同贵”。亦有中办工作人员调侃他们:说不定这三个人在当年从北京西出阳关的列车上就因为偶然相遇而象古代的陈胜、吴广那样相互叮嘱过“苟富贵,毋相忘”。或者说他们三人一九六七年秋在“西出阳关”的列车上就已经有过红卫兵式的“桃园三结义”。不然怎么会连他们之间的职务分工都是如此的严密,从中共十六大开始三个人一个主党、一个主政,另一个出任前两位的“大内总管”?
另外，这位王刚还有一层从未被外界关注到的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王刚当年在西北地区效命过的中共元老汪锋是习仲勋几十年的老部下，日后王刚随汪锋进京之后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汪锋拜托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工作的书记习仲勋给安排的。
此故事的大致经过是，这位早年与习仲勋差不多是同期“投身革命”的中共西北帮元老之一汪锋在中共建政之后长期任职于习仲勋主持工作的西北局和中共甘肃省委，“文革”中和习仲勋一样一直被长期关押，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文革”结束后汪锋奉调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行前,他通过自己“文革”前在甘肃省的老搭档，也是当年习仲勋当年在西北局的老部下之一王世泰求援。
王世泰“文革”中与汪锋一同落难，“历史问题”之一也是与习仲勋之间的“组织关系”。,一九七六年十月王世泰恢复工作后出任甘肃革命委员副主任(相当於副省长),主管经建。於是,王世泰便把选拔合适人才的责任交给当时胡锦涛所在的甘肃省建委的负责人,要求给汪锋选择一位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党员干部随自己到新疆担任他的政治秘书,还特别要求是大学毕业生。
而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王刚因为“家庭出身”好被分配到甘肃后即在当时的国务院下属企业，基地设在甘肃省会兰州附近的七局八公司担任宣传科干事;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他调升局政治部宣传处干事。“文革”结束后王刚所在的建工部下属的七局已经归属地方领导,上级管理部门就是当时也是被王世泰最先发现的“又红以专”的年轻干部之一胡锦涛刚刚被调入的甘肃省建委。
於是,大学哲学系毕业,一九七一年恢复党组织发展后被甘肃建工系统首批发展的党员,已经有过八、九年宣传干事工作经历的王刚被认定是最佳人选。经过汪锋当面考查认可后,王刚便於一九七七年七月西出阳关,跟随汪锋进驻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汪锋担任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时间只有三年九个月,按照中共官方组织文献的评价:“从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一年十月(即汪锋担任第一书记期间),由於区党委领导上没有摆脱‘左’的指导思想,以致接连发生偏差和失误......后提出要把大批汉族干部‘内调’,引起广大汉族干部不安,少数民族中也出现思想混乱。”
一九八一年底王锋奉召进京，“等待分配工作”，继而便有了习仲勋帮汪锋给其政治秘书王刚安排工作的故事，同时伸出援手的还有也是习仲勋在西北局的老部下之一，时任中央统战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杨静仁，于是王刚就成了当时正在扩编的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的正处级秘书......日后王刚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之后，对当时已经在深圳长期休养的习仲勋不望恩恩相报，令习仲勋以退位副国级之身实际享受着退位正国级的种种优厚待遇。
从王刚的上述经历可见他与中共政坛上的“吉林帮”确实没有组织层面上的关系。而笔者所说的“吉林帮”应该是从吉林政坛起家，日后或长期留在吉林步步高升，或者从吉林省政坛起家之后被异地升迁的一批人。
正如笔者在过去的文章里已经提示过的，自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进入中南海后,陆续被他提拔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级领导岗位的上海干部达十数人之多,因此而有所谓中南海里的“上海帮”之说。 其实,中共政权里除了所谓“上海帮”,吉林干部的实力同样雄厚。其中陆续官至“国”字头的，除了张德江、苏荣和徐才厚，再加上赵南起，还有在自己的老家吉林从政多年，担任过吉林省副省长之后奉调进京的十六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从吉林省委副书记位置上高升的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杜青林，从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位置上高升的现任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担任过吉林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的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吉炳轩，从出生到官至吉林省副省长的五十年时间里都没有离开过吉林，日后官至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和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晓光，从吉林省长位置上调升中央的前国务院国务委员兼秘书长，退位政协副主席王忠禹等。
如上人等，至少有王忠禹和陈晓光无论在海内海外好象都没有被传播过腐败丑闻，其他人中最早被揭露出涉嫌严重贪污腐败的既不是苏荣，也不是徐才厚，而是回良玉。下篇文章里将会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和分析为什么说习近平敢动徐才厚都不见得敢动回良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