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818习近平至今未敢惊动的回良玉》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成全了本来已经计划在一九九二年退休“回母校当教授”的江泽民，也令因为被检举“生活作风不检点”和“多吃多占”而被“中止”了省委常委职务的回良玉时来运转。当时的中共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对“六四”镇压的态度成了干部审查和考核的唯一标准，在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回良玉此前被检举的问题无论是“生活作风”还是“多吃多占”，都不过是“小节”而已。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亲自拍板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在党内宣布撤消赵紫阳时代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中央政策研究室”。
新机构挂牌之后，在中南海里还是形单影只的江泽民以江上青“继子”的名义求助江上青当年的革命战友，时任中顾委常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张劲夫给他推荐了曾经在自己手下担任过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耀邦下台之后调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王维澄出任该室主任，张劲夫当时推荐此人的理由是“你用他邓力群会放心。”
回良玉在高狄的推荐下能令江泽民相信是“不可多得的懂农业的干部”，从吉林奉调进京出任该研究室副主任兼农村组长，也还是因为他积极迎合了在“六四”事件之后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组织工作的宋平的极左思路。
“六四“镇压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引导江泽民不断向左靠拢的其实并不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而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以及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仍还兼任了一段时间中组部长的宋平。江泽民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之所以被中共党内人士概括为“允许资本家入党”，就是因为宋平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后不久的一次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过“私营企业家是有剥削性质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入党”。而当时的宋平另一大极左表现，倡导在农村地区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源自于回良玉的所谓“吉林经验”。
一九九零年年中中央政策研究室举行农村工作座谈会，回良玉奉召前往介绍吉林经验，宋平在讲话中表扬说“有的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或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对农民的教育、完善联产承包制、加强基层班子建设结合起来，收到了好的效果”，根据的就是回良玉的吉林省农村工作“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围绕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各项任务，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的所谓经验介绍。
会后，宋平又专门找回良玉谈话，要他尽快把吉林省分管的工作移交出去，“到中央来上班”。回良玉立刻又投其所好，提出了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增设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联络组”的建议，与宋平一拍即合。
日后不久宋平到陈云处汇报在部分省区开始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果时，特别提到了回良玉在吉林的“带头作用”，从此奠定了回良玉步步高升的基础。
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里,回良玉只工作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 一九九二年年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时,江泽民和宋平都认为,鉴於党内高级干部中农业专业出身者少之又少,应该把回良玉这样的同志放到重要的农业省份去进一步加强省级领导的锻炼。
於是,回良玉於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二年八月被安排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并在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
日前，中共国务院刚刚正式对外宣布了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出任发改委副主任的消息，消息中特别以括号形式提醒他是正部长级的副主任。
这位何立峰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委书记调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之后最早结识的“学者型”干部。与习近平都有知青插队经历的何立峰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批大学生，本科毕业后未出校门，直接攻读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四年初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导师手下从事了五个月的学术研究即进入厦门市政府担任普通科员。
习近平到厦门之后对整个厦门市政府里的唯一一位硕士研究生，而且还是财经专业出身的何立峰非常感兴趣，两人从此结缘，二零零零年何立峰仕途上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正厅级至副省部级正是习近平直接提名并获得中组部的认可。当时的习近平正在福建省委内部办理由省委内执掌党务工作的专职副书记升任正省部级的省委（第一）副书记兼代省长的工作移交。
习近平离开福建之后何立峰又经历过的一个重要职务变化就是从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平调为省委常委兼厦门经济特区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十七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何立峰的从政之途随之进入了快车道。二零零九年初何立峰被委任以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塘沽区委书记，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因为何立峰的经济专业背景和他在厦门等福建对外开放前沿地区的长期工作经历，调天津后担任的如上新职是典型的“专业对口”，体制内自然无人质疑，但待习近平接替总书记职务之后不久，天津市委内人人都相信不日即可升任天津市长的何立峰突然被宣布不再担任市委副书记和常委，改任市政协主席。因为中共政权的各级政协领导人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退居二线”的安慰性职务，所以外界因此奇怪这位追随习近平多年的何立峰为何为在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的时候被“明升暗降”。
当时的海外媒体对此也“大惑不解”，曾有文章“解密”说何立峰从福建调往天津前曾经得罪过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而孙春兰从中共十八大开始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市委里自然就容不下何立峰了。但事实上何立峰调离福建还是在孙春兰出任福建省委书记之前。
如今，在天津市政协主席位置上才坐了一年零几个月时间的何立峰又从“二线”转回“一线”，人们才明白原来习近平去年安排何立峰先出任一段时间的天津市政协主席，不是“明升暗降”，而是“暗渡陈仓”，道理就在于虽说天津市“政协主席”还是习惯上被党内外认为是个“二线”，职务，但级别上却是正省部级。如此一来，调赴国务院发改委时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宣布为“正省部”级了。
何立峰调赴发改委的消息伟出后，外界只是注意到了发改委的副主任里有好几位都是正省部级，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副主任里虽然何立峰没有被排名第一，但其他所有发改委副主任的党内职务都只是党组成员，只有何立峰一人是党组副书记。有国务院人士透露说，自中央深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现任发改委一把手徐绍史已经被内部任命为“中央经济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主要精力都要放在该项工作上，何立峰已经以发改委党组副书记身份主持发改委的日常工作了。
综上所述，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对何立峰的仕途安排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种把自己急于提拔的干部先安排成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二线”职务省政协主席职务短期过度一下再“平调”到一线正省部级岗位的作法正是始于当年江泽民对回良玉的提拔重用，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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