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叫任建明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在人民日报主管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表了《官场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态》一文，一时间，境内外无数中文媒体均以“党刊揭周永康一路升迁成因：关键是说他行的人行”为题转载或择要报道此文。文中说：“试图全面绘制出周永康的人际关系网到底横跨多少地方，纵贯多少领域，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仅从其六任秘书、多位下属、多位近远亲属违法犯罪事实来看，周永康可谓邪威巨大，好像掌握了武侠传说中的‘吸星大法’。跟他有关的人，很难逃脱堕落、违法犯罪的命运。”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够哺育出周永康这样一个怪胎，文章作者认为是“我(党)国政治生态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健康的、异化的人际关系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导致政治生态在局部上的恶化，值得高度警惕。以周永康为焦点，其人际关系十分广泛和复杂，其恶化程度几乎可与其广度相比拟。周永康的主要人际关系可划分为这样几类：领导秘书关系、上下级关系、官商关系（政商关系）、官黑关系（白黑关系）、家庭成员关系、异性关系等。”。
“周永康个案及类似个案为什么会形成”的原因被文章作者总结为三，其二是：“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使然”。文章作者认为：我国（党）实行的仍然是“伯乐相马”这样一套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其实质是“以人选人、少数人选人”。这样一套体制事实上就造成了一个人身依附体系。社会上早就有一个顺口溜，即一个人能不能得到提拔，关键要“三行”：一是，你得行；二是，有人说你行；三是，说你行的人行。顺口溜说要“三行”，其实最后“一行”最关键。因此，能否找到“行”的人，确立人身依附关系，就成了决定一个人升迁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古代社会流行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事实上在今天仍然存在。为什么历任秘书、那么多下属都对周死心塌地、死忠？并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先天地缺乏党性原则，而是党性原则很难与这套体制相对抗。
日后，境内外中文媒体之所以都是以“党刊揭周永康一路升迁成因：关键是说他行的人行”为题转发或择要报道任建明先生的这篇文章，无疑都是认为该文的“亮点”在于不点名地把批判矛头直指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伯乐”？）江泽民，但依笔者之见，任建明先生此文的焦点更是要抨击产生官场“三行”现象的现行体制和“党管干部”的根本政治制度。
当年没有江泽民“点将”，周永康当然不会从四川省委书记位置上一跃而成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以及中国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并同时被内部明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一把手的“唯一指定人选”，所以说周永康与江泽民之间的关系是所谓“人身依附关系”当然没错，但他们之间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与已经陆续落马的一大票“周永康特大贪污腐败犯罪集团”成员们与周永康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产生的建立，都是体制和制度使然。所以我们说：从根本上讲，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体制和制度！
其实，早在周永康被中共政权公开宣布“严重违纪”之前，余杰先生即在他的《周永康以藏人之血染红顶戴》一文中指出周永康在体制内所“依附”的并不只是江泽民。余杰先生认为：周永康由江系入胡系，成为暴力维稳的马前卒，正是凭借残酷迫害藏人的“功绩”，得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届党魁共同的青睐，上调中央执掌公安大权。此后，周永康控制警察和司法部门长达十年之久，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克格勃”和“盖世太保”头子。
随着江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不少人转而向胡锦涛宣誓效忠，这就是“时势比人强”的道理。周永康也是如此：如果说他在十六大的上位完全得益于江的提携，那么他能在十七大上进入常委会并执掌政法大权，不可能仅仅获得已退休的江的信任和支持，周的上位必定得到了胡的首肯。江泽民时代，周永康尚未进入权力核心，对江泽民政权的贡献有限；胡锦涛时代，周永康逐渐进入权力核心，对胡锦涛的政策实施功不可没。在此意义上，江泽民是周永康的“伯乐”，胡锦涛则是周永康的“指南针”。
胡锦涛上台之初，以“和谐社会”的口号拉拢民心，但是，没有民主、自由、法治和公正的社会，如何能“和谐”？这一骗术迅速破产之后，胡锦涛偏执地走上一条“暴力维稳”的不归路。作为党魁和国家元首，胡锦涛不必再像当年在西藏那样戴着钢盔亲自出马镇压人民的反抗，故而需要周永康这样不怕双手沾满鲜血的酷吏来施行暴力。既然胡锦涛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执政纲领，那么周永康就是统率强力部门达成这一目标的马前卒。所以，胡周之关系，如同希特勒与希姆莱之关系，亦如同斯大林与贝利亚之关系，互相倚赖，同舟共济，缺一不可。
日前还读到过一篇刊载于中国大陆境内博客日报上署名“成忠党”的博文，文中就“周永康案不会触动的问题”议论说：周永康案公开了。有人说，周永康案是时下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其实不然。在之前较早的一段时间里，不少人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但由于官方没有公开，媒体没有报道，一些网站还对提及此事的微博进行删除，大家也就都像没事般的一样。人们真正关心的，是最想公开听到产生像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的原因及其前前后后。而这种关心，早在刘志军案及其他案爆出的时候就产生了。人死故然是一个问题，但真正值得关心的是致人以死的原因。反腐败的收获故然值得庆幸，但是由于产生腐败的根源一直没有得到公开明白的认定，加之反腐败的事例多了，人们习以为常了，就是再出现十个刘志军，再出现十个周永康，都不会让人感到惊奇，都会觉得很正常，都会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这是平常人最简单最普遍不过的认识。
文中说：对于周永康案，就是最平常的人，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什么条件能够让周永康在短短的十多年内成长为大老虎？培养他提拔他的人是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这样贪腐绝非一朝一日所为，为何十多年来无人揭发，其不但贪腐行为没受到遏制，反而一路顺风飞黄腾达？他身为党的政法书记，为何没有丝毫法治观念，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而又贪腐如此容易？为何这些人都满口冠冕堂皇的好听话，肚子里却尽是龌龊脏水？——产生这些疑问，都并不过份，它们都不是什么高难深的问题。然而，根据以往刘志军等人案件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些问题眼下都不会被权力机关触动，原因很简单，它们都关系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体制问题，庭审和官方宣传都不会触动它。
文中说：人们都明白，周永康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因为他大权在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并且都做得到。说到监督，党和国家的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今天才有的，多年来的表现说明它们无法行使常效监督权力，在极端权力的支配下和集团利益的互动下，它们永远都只能行使时效权力，做不到常效监督，其间的人不搞腐败就算了不得了。周永康在位时没有受到监督检察，而只有他发号施令监督检察别人的，虽然出于集团利益互动原因他并没有监督检察了谁，就说明了这一点。说到人民监督，那完全是一句敷衍百姓的空话，人民没有谁有条件靠近他，根本不了解他做了什么，何来监督？再说，就算有人要监督他，也没地方发出监督的声音，更不消说这个监督完全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围绕着周永康的问题再一次说明了，不搞权力分立相互制约不行，不搞民主法制不行，不让人说话不行，不让敢于批评的民主人士存在不行。
笔者过去已经有过一篇文章题为“查处周永康习近平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人们自然会因此而发出对哺育出周永康及其党羽们的体制和制度的强烈质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