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政治局常委会内已实现“君臣有义，尊卑有序”》刊登和播出后，有热心读者在评论栏留言补充说：楼主的评论很好，只是想对邓时代历史稍微补充一下。邓小平和毛泽东还是有重大区别，他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是做不到的。他这个核心是个在明处的核心，是陈云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出来的，陈云把核心这个帽子在明处送给邓小平，可他从来没有放弃在暗中行使权力，赵紫阳回忆录里提过重大事情还是得两个老人都同意才行，李先念多少也有些影响力，小很多。准确地说，当时政治实际是个双头政治。只能说邓小平这个头在明处，略大些。当时的几个接班人的废立就是明证。比如胡耀邦是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看中的，陈云对他并不是特别欣赏，尤其是放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叶剑英病重之后，当然当时的国内学潮是重要外部导火索，胡耀邦的位置立即不稳。后来接任的赵紫阳完全是邓小平的人，陈云同志也不满意，六四又成为一个契机，导致被拉下马。真正接了班的江泽民其实从派系上说是陈云李先念这边的，当然邓小平92年南巡扳回一城：就是党的发展路线是必须是邓版改革开放路线。又达到另一种平衡：陈云李先念指定的接班人必需扛邓小平的旗子。包括后来的胡锦涛表面看起来是邓指定的，其实稍微了解一些中共高层人事背景的都知道胡锦涛和宋平是什么关系，宋平和陈云又是什么关系。
笔者多年前在《江泽民的权力之路》 中曾经讨论过“第三代领导核心姓邓还是姓陈”的问题。大致内容是： 直到陈云、邓小平两个中共党内超级政治元老相继过世为止,外界从来都是把七十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共党内派系分野,简单地归并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龙头老大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其实,如何治国、如何保党问题上的“改革”与“保守”之争,仅仅是邓、陈在世时,党内两大派系表面上的路线分歧。而邓小平担任第二代领导核心时所面对的政治反对势力,其实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派系归属和现实政治中的路线分歧而在组织上与陈云自动结盟的一批人;第二部分是因为邓小平在落实自己组织路线时陆续得罪的一批党、政、军元老,特别是军内元老。
众所周知,当年的毛泽东虽然曾经对邓小平表示过特别的器重,但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党内排名,所谓“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在邓小平面前的身份是“五哥”,邓小平在陈云面前的身份则是“七弟”。倒华成功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跃陈云之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他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威望高,而是他邓小平相对于陈云,更有资本和能力控制军队。
相对于邓小平能够在军队系统说一不二,陈云的优势则体现在党务系统和国务院系统。七十年代末,邓、陈两人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搬倒华国锋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陈云在这段时间里对邓小平瞩意的接班人选胡耀邦和赵紫阳,至少不怀敌意。道理就在于:第一,胡、赵二人在“文革”中都没有受到重用----这是陈云在物色接班人时一再强调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政治关卡;第二,胡、赵当时追随邓小平所推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也都还局限于陈云所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胡、赵二人在八十年代初能够顺利出任党、政一把手的大背景。
等邓、陈之间逐渐出现路线分歧之后,陈云在党务和政务系统的相对优势立刻体现出来。从元老分工角度,当时的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对军队工作陈云等其他在位元老基本不去过问,胡耀邦和赵紫阳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胆量插手。但陈云和李先念当时均为政治局常委,分别以“摄政王”的身份,一个控制党中央,一个操纵国务院,对表面上的党、政一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形成有力的钳制。从此,无论是地方系统还是中央党、政机关里的退位元老或在职领导,都有相当一部分自动归顺于陈云麾下----或因为过去与陈云、李先念之间固有的历史渊缘;或因为确实打心底里不赞成邓小平的激进改革路线,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以宋任穷为例,他与陈云不但有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情,两家后来还结为亲家。所以胡耀邦在一九七八年底交出中组部长职务后,陈云便竭力推动宋任穷接替这一至关重要的职务。
再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例,此公从五十年代初即在陈云手下从事具体的经济部门领导工作,八十年代以后对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激进改革政策极为不满,历史和现实原因都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陈云阵营内的骨干分子之一。
至于当时的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班子成员的派系归属,详细分析起来足可以单独成书,在此只能强调一点,那就是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向江泽民等人交班的那批人,与陈云的关系完全可以有“亲密”加“尊敬”四个字形容,而对邓小平,则仅仅是“敬畏”而已。
从中共建政之初直到“文革”开始,陈云虽曾有过被毛泽东冷落的时候,但在国务院财经系统的影响力始终不减;李先念对国务院财经系统的领导权,仅仅是在“文革”期间,也仍然没有中断。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虽然一度比陈云走红,但基本没有插手过国务院财经系统。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经下“罪几诏”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就会如何如何”......其实,邓小平即使在八十年代初期提出在上海搞经济特区,上海方面肯定是要看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眼色行事。
总而言之,从八十年代初期邓、陈之间的路线分歧逐渐表面化开始至一九八九年“六四”枪响,双方角逐的每一个回合都没有形成一种其中一方占居了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的局面,其原因就是因为邓、陈双方在组织力量上一直都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至于江泽民其人在思想路线上到底应该被划归“改革派”之列,还是“保守派”之中,暂不讨论,但从组织路线的角度,江泽民入主中南海的事实本身,绝对是邓小平在组织路线上对陈系阵营的一大让步。虽然选定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是邓小平最终拍板,并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向当时被决定留任的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位政治局常委正式宣布,但就象中共党内习惯说“紫阳是小平同志的人”一样,江泽民当初能够入主中南海的政治靠山无疑是陈云及其所代表的陈派人马,而不是邓小平为首的邓系阵营。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笔者当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说，如果说“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中共政权里是“一言九鼎”的话，“六四”之前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连“一言八鼎”都谈不上。
相比于当年的邓小平，如今的习近平身边绝对没有一个政治能量相当于当年与邓小平并称“东、西太后”的陈云式的人物对他形成有力制衡。所以如今的习近平自封“核心”后，人们不由得就要拿他与毛泽东做比，强烈认为他有可能师法当年的毛泽东，回归党主席终身制。持这种分析的人士的所谓“有力依据”就是在十九大之前“最重要的一次党的中央全会上没有选定继任”。殊不知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的会议公报内容也是对人事问题只字未提，但一年后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还不是安排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为党政一把手接班人直接从中央委员跃升政治局常委？
再者，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都还未被看好为总书记接班人，而当时的李克强接班胡锦涛的“呼声”则是甚嚣尘上。至于习近平在内部被确定为胡锦涛接班人的具体时间，笔者相信是在十年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而不是之前。所以，如今的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并没有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安排和讨论重要人事问题，实乃“常态”，并非什么“打破惯例”。至于习近平在任满两届之后是步毛泽东后尘，回归党主席终身制，而是效法邓小平重搞“垂帘听政”，则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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