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胡石英在如今的八十后和九十后的爱国愤青中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二十多年前的中共政坛内及整个北京城里他可谓大名鼎鼎，因为他当年的巨额诈骗案被查处，间接导致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提前下台。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子女大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父辈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响应并身体力行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中的胡乔木儿子仗着自己老爸在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打着办杂志的晃子疯狂敛财。
近些年里胡耀邦后人及生前秘书、工作人员们陆续出版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85年，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犯法后，案件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案头。报告写到，因办案人员不能进入首长驻地，无法调查取证，以致案件被长期搁置。报告请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及万里等人没有一个敢在这份报告上落笔批示，胡耀邦独自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行动。考虑到那位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为了避免因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办案人员趁其到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当天，办案人员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数量之大，要用麻袋来装。公安人员还带走了当事人。
文章中还记载说：此事件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这名政治局委员是胡乔木，犯案的是其长子胡石英。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
继而，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才决定逮捕法办，不过只被判刑一年半，随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按照万里当时的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说法，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还不至于发展到逼迫邓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开的地步，特别是当时的陈云，虽然从来就没有对胡耀邦真正信任过，但无论是在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陈云开始都是不赞成采取非常手段的。所谓非常手段就是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全会召开就让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中途出局，陈云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胡石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理论佞臣胡乔木、邓立群和同时周旋于邓、陈两位大老之间的另一位佞臣薄一波对胡耀邦都还是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计划等到一九八七年秋季的十三大安排胡耀邦体面退位。而恰恰是胡乔木之子被胡耀邦亲自批捕事件导致保守派老人们一致感觉到了胡耀邦简直就是他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儿子非法敛财导致在中南海里的居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干员的搜查之后，胡乔木曾分别到陈云和邓小平哭诉自己这位堂堂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邓、陈两人虽然没有当面表态要为胡乔木“讨回公道”，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觉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家里已经游走于政商之间从而迅速致富的子女们的安全开始受到潜在的威胁，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据下面的举报下令抄了胡乔木的家，明天就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这位曾经在万里身边工作的人士形容当时的中共党内老人一度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们：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说，还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日后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给胡耀邦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他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另外笔者在八九“六四”事件之前即听到过从“陈云同志处”传出的消息，说陈云在胡乔木状告胡耀邦之后虽然当面没有做任何表态，但日后却当着几个中顾委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面评论过胡耀邦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大意是他们两人原来的矛盾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观点不同罢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员的家，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进入中南海搞什么“执行公务”，矛盾的性质就变了。乔木同志的儿子犯了国法，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乔木本人谈话，那怕是让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进到中南海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这是来者不善。
至于当时邓小平在胡乔木被抄家的问题上曾经做何表示，笔者从未听说，但当时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狱后，他身边的喽啰们曾经对外放风说，石英在“四人帮”当政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小平同志送过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
当时的中共党内几乎人人都知道胡乔木在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就是主动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声称自己“思想上一时糊涂上了邓小平的贼船”。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对胡乔木的如此恶行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在政治上对他加倍重用，委以政治局委员高位，个中原因就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的胡乔木曾是明里向“四人帮”做检讨，暗中又一直在搜集“四人帮”的黑材料，找机会递到毛泽东手上，同时也曾派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秘密送到邓小平家里几次。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一直惦记着胡家父子的这点好处，所以当时的胡石英虽然被批准逮捕并判刑，但从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到被办理“保外就医”，他满打满算就蹲了两个多月的拘留所。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大规模学潮，其时已经是自由之身的胡石英被北京大学生们的愤怒举动吓得逃往南方避难。“六四”镇压之后，回到北京的胡石英立刻重新活跃起来，四处活动为自己平反，要求恢复自己的公职和中共党籍，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两任前总书记都没有搭理他，胡石英只好自己动员一些无耻文人为他在一些地方小报和网络上写吹捧文章，明里暗里地散布他是胡耀邦时代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暗示他在看守所里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才几乎被折磨致死。
也正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总书记都没有搭理胡石英的所谓冤情申诉，所以至今还被北京市公安部门登记为“刑满释放人员”的胡石英显然是把自己政治生命的复活寄托在了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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