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瞻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封从德1989年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高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封从德回忆说，其实自己当时参加89学运并进入学运决策核心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
“我自己当时已经是研究生的第三年，差一个月就要硕士论文答辩。我之所以能参加，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电脑坏掉了，不是因为别的。我电脑硬盘坏了，而且坏了两次，所以我才有时间参与进去。当时已经风起云涌了，是4月19号，因为胡耀邦是4月15号去世，我看见大家聚集在北大三角地，我就跑上去讲了几句话，也有其他同学，比如熊焱也上去讲了几句话，我当时跟熊焱还不太认识。下面的同学就说，那我们就相信你们。因为之前他们呼吁学校的学生会出来领导，学生会的人也不敢出来。当场有2000个北大同学，他们说只要你们敢公开名字，我们就相信你们。我们当时有大概7个还是9个人就站上去公开了名字和所在的系。这样我们就组织了筹备委员会。筹备什么呢？我们当时想筹备另外选一个自己的学生会，叫团结学生会，效仿波兰团结工会。就希望这个学潮不要像以前那样，完了就完了，而且很快就被扑灭了，而是能留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选的学生会。这样就开始了整个这场运动的组织形态。”
封从德说，4月19号之后，其他各高校也纷纷效仿北大，成立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很快变成了北高联，就是整个北京高校联合会的主席，不过我的电脑好了以后，我就辞职，想赶紧把论文做完。但是我的电脑第二天很快又坏掉了，所以这样我才又继续参与这个运动，而且已经辞职了，又从普通一兵重新参与。后来又到广场，当时大家很多人发起绝食，我又到广场建了一个广播站，又重新进入到这个运动的决策核心里。”
6月4号凌晨，封从德在天安门广场主持口头表决，宣布学生撤离广场。六四后,包括封从德在内的21名北高联“头头”和“骨干”被中国政府通缉。不过，封从德并不认为自己是“学运领袖”。
“至少我自己，还有很多当时参与的朋友和同学，不太会认为我们是领袖。可以说我们是参与组织者、骨干，但是很难说是领袖，当时有很多组织者。我觉得领袖都是媒体叫出来的。而且我们认为，有些被外界认为是领袖的人，其实在组织内部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场运动是非常自发的，而且大家也没想过做什么领袖不领袖，大家就是有很强的共识，当时希望中国改革开放能更进一步，多一些自由，更重视教育，那时候还没有结束一党专制的想法，但是希望有更多自由，希望推动政治改革，希望中共自己改，改良的一种想法。”
封从德认为，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凝聚和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时在海外，出现了上百年的华人移民史中难得一见的、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两岸三地的人一同走到街上去，香港、台湾、海外华人和大陆留学生，他们手挽手，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富强的梦，大家手挽手走到街上。在中国，几百个城市，甚至广大的乡村地区，那么多的人站出来反抗专制暴政，当时这种精神的振奋是大家最怀念的。就是，在自由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变得那么友好，可以讲真话，而且发现彼此的想法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振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可能去解释，得到自由过后的中国人，他们可以为了自由，而不顾性命。”
封从德说：“这样我们才可能解释，为什么6月3号到6月4号凌晨，中共已经调集了25万军队、野战军在北京，但是照样有几十万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敢于站在街头，用肉身去阻挡机枪和坦克。因为大家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自由是那么的美好，就不再愿意回到专制的奴役的状态。这样才可能解释。因为最初有些人，包括我们也以为是橡皮子弹，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子弹是真的，打到身上就会死的，但是照样会有那么多的人，在长安街上，挡在坦克前面，挡在机枪前面。当时，民众喊的口号，在现在看来是颠倒的，当时的口号已经是‘我们连活着都不怕，我们还怕死吗？’意思是，我们在那种专制、奴役、最屈辱的状况下，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还怕英勇的、为了自由去死吗？我们根本就不怕。所以这样才可能解释，为什么会有3000人在街上，被机枪、坦克残杀。实际上应该有上万人受伤。在6月3号晚上，北京的长安街，有几十万人在阻挡军车，大家都知道生命的危险，但是这种振奋的勇敢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中华文明精神的一次飞跃，一次提升，是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封从德在六四后经过了近10个月的逃亡，于90年4月和柴玲经香港抵达法国，并于同年夏天到美国参加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封从德曾在89年5月收到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5年博士全额奖学金通知书，此次赴美，他重获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在逃亡过程中感悟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又想有更多时间写关于89学运的备忘录，于是选择回到法国，弃理从文研究宗教，并与柴玲离婚。2003年封从德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科学博士学位， 2005年他到美国纽约“中国人权”工作， 2008年辞职，转往旧金山湾区从事网络数据库工作。封从德曾出版《回顾与反思》、《天安门之争》，《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等书，并从2001年开始建立“六四档案”网站，通过网络传播六四真相。目前，封从德还在主持“孙文学校”和天安门民主大学“两个网站，通过远程教育传播民主理念。
封从德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的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这一代人的基本政治素质比89年提高了许多。
“也可以说，89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新启蒙运动，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启蒙，这个启蒙工作在我看来，这25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是城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就是乡野里受教育程度少的，比如最近我们看到乌坎村的农民选举，我自己觉得比89年北大筹委会的选举、开会的情况更好。也就是说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基本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农民讨薪，打出的标语不是‘还我工资’，而是‘还我人权’。”
在封从德看来，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从网络虚拟空间到街头运动，经过民变-兵变-政变的过程，结束一党专制。
“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是从互联网开始的聚集。因为互联网永远有灰色地带，在这些灰色地带聚集后，会形成大规模民变，诱发兵变，最后形成政变，一党专制彻底结束，我把它叫做‘三步曲’。实际上非暴力的抗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军队的哗变、军队的反政。军队的反政，可以有三个等级：最低的等级，枪口抬高一寸，消极的镇压；第二种，它不镇压，它保持中立；第三种，就是它直接倒转枪口，瞄准专制，然后拥护宪政民主。这种例子有很多。军队在民主革命中，起到最关键一环的作用。之前的大规模的民变也很重要，会诱发这样的兵变。你看89年其实已经有这样的苗头，38军的军长徐勤先已经消极，不愿意去镇压了，也有整个团、整个师的士兵把枪扔到北京护城河里面。甚至有传言说，有些中级军官差点策划军事政变。军事政变，只要不是大规模的流血，其实按现在的学术上的划分，一个中等的国家，民主转型，这个事件的转变中，不超过300人的死亡，都归入非暴力的过程。”
封从德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充满乐观。他认为，与89年不同，“结束一党专制”在中国民间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的80后、90后士兵也会逐渐认同民主、自由是全球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中共体制内的很多人也对政权的稳定性日益感到紧张，他们不愿与专制体制同归于尽，必将认同宪政、民主的道路，与专制体制决裂。
（记者：林坪 / 编辑：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