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接壤的缅甸近年来因民主转型而备受国际关注。尽管其民主前景目前尚不完全明朗，但仍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震撼。
缅甸改革对中国的启迪
缅甸的民主转型聚焦着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媒体也从多方位报道缅甸的局势发展。作为缅甸的邻国和长期的战略盟友，中国与缅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1950年，两国建交后至今，曾签订过多个协议、协定、备忘录，解决边界和历史遗留问题，在政经发展、科技卫生、体育旅游等多方面进行合作，并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在军政府时代，当缅甸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时，中国成为缅甸在国际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支持者之一。如今，仅仅两年间，缅甸从一个几乎被完全孤立的极权国家，变成一个向世界敞开大门、处处显示改革与变化的国家，西方的制裁措施也几乎全部被取消，全球的投资者蜂拥而入，争先恐后抢占这个有着巨大潜能的市场。中缅曾经亲密无间的盟友关系遮掩下的种种问题开始凸显。
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缅甸运动的执行主任奎格丽女士说：“中国认识到在缅甸有很大的反华情绪，因为很多年以来，中国是缅甸的唯一或者说是最大的经济投资者，而它这样做是以牺牲当地民众的利益为基础，包括没收土地、带入中国劳工而不雇佣当地劳工，除非他们是被强迫的劳工。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有着普遍的反华情绪。”
经济投资领域问题的触角甚至蔓延到缅甸社会政治及战乱冲突领域。
来自缅甸克钦邦、现在北美求学的青年贾普瑞江说：“发动战争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在缅甸就从未停止过。一旦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和政治社会改革运动就会接踵而至。要知道克钦邦自然资源丰富，而缅甸政府不想失去对其控制。他们试图把很多自然资源卖给中国投资者，并曾以百亿美元把一个水库项目卖给中国投资者。此外，他们在克钦邦发动战争，是想保护在这里的中国投资者。我相信，他们必须首先解决政治问题，终结暴行，并在政府体系的改革中拨乱反正。在宪法中强调实施法治。”
做为克钦族人，贾普瑞江希望外界能关注克钦族自2011年6月爆发战事以来人权遭侵犯的情况。她认为，现在进行变革的缅甸新政府还有许多事要做，尤其是在推动民主，结束暴力方面。而这不但取决于缅甸政府如何做，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选择。
奎格丽以中国在缅甸投资的一个水库项目近期被取消为例分析说：“登盛延期了一个中国投资的水库项目，实际上这是应民众要求取消的，登盛只能这么做以取悦西方，为自己制造好印象，而西方也想进行投资。中国从中认识到当地的反华情绪，他们要么继续与军政府合作，最后在与其它外部投资者的竞争中失利、无法取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要么改变做法，改变战略，惠及当地百姓；但他们现在还没这么做；我们对他们的做法拭目以待。”
奎格丽介绍说，除了这个被延期的水库项目，还有一个铜矿项目、以及另外一个水库项目的所在地都有大量的反华、并进而发展为反政府的情绪正在发生。不过，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6月18日刊文分析中缅日趋见冷的关系时说，也许北京政府对于其影响力的减少并不特别介意，它更关心的可能是“缅甸之春”的民主觉醒意识会不会蔓延到中国。
实际上，缅甸转向民主，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允许和平示威，以及取消新闻审查等等，的确引起很多中国人的感慨。不少中国网民在网上发文说，缅甸曾经那么独裁专制，比中国落后那么多，如今却都能跑到中国前面，让中国情何以堪。一直关注着缅甸民主转型发展的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认为，缅甸现如今之所以走上民主化，首先与其前后延续了20多年的民主积累以及民主人士的坚持密不可分。
她对比中国1989年的“六四学运”和缅甸1988年的“8888民主运动”分析说：“缅甸的民主化是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就在1988年，缅甸发生了一个8888民主运动，中国是在次年发生了一个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从民间来说，中国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声势挺大，但是由于中共的残酷打压，所以后来几乎没给中国留下任何政治遗产。很多当时的学运领袖以及积极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不少人一直到了去世都不能归家；这中间当然还发生了很多别的事情，那个过程我就不讲了，结果就是没有给中国为今后的民主化留下思想火种，也没有留下一个组织，同时并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中国虽然在八九六四之后，像缅甸一样，受到国际谴责和西方制裁，但何清涟指出，中缅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以及双方的反应还是不一样的。
她说：“任何政府，尤其是专制政府，几乎都是时时刻刻都处在危机状态中。他们对这个危机意识的反应却是不一样的。缅甸的军政府在国际的孤立下、国内强有力的反对下，看到了自己的统治危机，愿意做一点改良。但是中国政府却不一样，它反而加强修补专制铁篱，天天在念叨要防范颜色革命。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缅甸和前苏联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就是“中国热”帮助中共摆脱了国际孤立困境，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看准了这一块新兴市场，外国资本为了赢得中国政府的好感和便利，就自觉地充当了中国政府游说本国政府的说客。至于缅甸呢，被国际社会孤立了二十多年，是极为困难的，统治者也有没有信心，不得不让步。那么中国政府在这些年里经济已经发展的不错，尽管留下不少隐患，但是至少在GDP上面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国，所以它一看到这个成就就认为专制制度也能很好地发展经济，根本不需要改革，所以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缅甸面临的不一样。”
缅甸国内的民主诉求和反对派的持续压力与国际上的制裁和孤立一道，构成内因外因的主要成分，推动缅甸最终产生变化。与此同时，领袖型人物的个人作用也至关重要。
何清涟认为，一方面，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坚持民主理念，卓越超群，是众望所归；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新总统吴登盛顺应潮流，锐意改革，而中国显然缺乏这样的领导人。
“从东亚的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东亚的这个价值体系里面，领袖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缅甸军政府还是有点眼光，它选了吴登盛来承担这个责任。吴登盛是它们旧集团的旧权贵，所以，血肉相连的关系应该不会使他把原来的军政府一下就置于一种被清算的境地。共产党培养接班人呢，服从听话是第一要素，政治才干是第二；因为体制已经形成了，所以不可能期望它成为一个吴登盛这样的领导人。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运气。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共产党统治集团要是能认真参考一下缅甸民主化的经验，哪怕就是从现在起，开始做一下准备工作，放开社会空间，我觉得大概过个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中国也许就能够平稳过渡了。怎么说呢， 也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各种条件还有待成熟；但是目前我还是看不到这个前景。”
奎格丽认为，缅甸的变化再次印证人民力量的伟大，这一点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众有着重大意义。
“我认为它们都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我认为1988年在缅甸和1989年在中国，你都明显可以看到个体的民众以巨大的无畏走上街头参加抗议，这跟90年代前后前苏联解体后世界其它地区的变动情况、包括南非结束隔离政策等都不太一样，在那里，人民力量取得了成功，而在缅甸和中国，人民力量没有立即取得成功，但它显示，只要有无畏的民众，勇于坚持做下去，就会有成果。我们看到缅甸虽然还不是民主国家，但也正在拓展空间，而这来自于人们对8888革命、2007年番红花革命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坚持努力，永不放弃，1988年的参与者领导者当今还在活跃地涉入，并且正努力把民主变革带入缅甸。”
尊重普世价值的民主化趋势早已成世界潮流。缅甸的变革为这一潮流谱写了新的乐章，也定会给其邻国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与启迪。
以上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三集特别报道“缅甸”的最后一集，探讨缅甸民主转型中的中缅关系及缅甸民主化对中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