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代初，它就通過一場叫做“整風”的政治運動，在以“欽定歷史”為手段、逐步實現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的同時，完成了將奔赴延安參加抗日的自由記者變為喉舌的轉換。
這一反歷史潮流的轉化之所以獲得完滿成功，毛澤東的個人稟賦：意念堅定、心狠手辣、魅力風采兼擅長權術，固然十分重要，根本的保證，則是外部的軍事封鎖和內部幾乎完全停止了的市場和貿易活動。
在外部信息不通、自身衣食完全依賴“供給”的情況之下，言論自由的喪失似乎已成定局。這一景況一直延續到1949至1980年代初：集中的計劃經濟和對資源的壟斷，以及統購統銷、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農業的合作化與公社化，使得這一所謂“人民共和國”實際上變成一個擴大了的根據地延安，對思想言論和傳媒的控制，既是這一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果，又反過來成為它的保證。
鄧小平的開放與改革政策是對這一局面的有力衝擊。雖然表面上未見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但逐步開放的市場和隨之出現的私人所有，尤其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正將思想言論鉗制的基礎一點點撤去。到了1980年代中，傳媒的開放與獨立離理想狀況雖然還很遙遠，但已經達到1950年代以來最好的局面：新的報刊不斷創立，老的報刊出現新氣像，新人也在不斷湧出——雖然尚未達到1940年代與1910年代的水准，但已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四十年來最好的氣像。
不幸“六四”鎮壓將這一過程打斷。二十年來當局關閉報刊、查禁作品、鉗制言論，其蠻橫與無忌，已經到了它建政以來的最高水准。然而，態度盡管嚴峻，它所控制的，已局限在有數幾個領域：重大消息、時政批評、以及——這實在非常特別——居然是“毛-鄧-江-胡”法統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
“整風”如何完成了對自由靈魂的統攝？難道沒有反抗？
除此而外的廣大區域，由於鄧小平親手護住了他的經濟改革於既倒，從而使得對傳媒（或稱網絡而外的傳統傳媒）的全面控制失去了它的社會與經濟根基。
逐步開放的市場為中國社會帶來了計劃外的資財和私有者獨立自主的意識，大延安的經濟局面既然已不復存在，無大眾傳媒、只有宣傳與喉舌的政治局面當然就難以為繼。
逐步開放的市場必然帶來日漸獨立的傳媒，這在中國已是指日可待的現實。
通過中國的例子可以看到，當人民抗爭的對像主要是專制統治的時候，開放的市場有助於自由傳媒的成長；當專制統治基本瓦解、人民的抗爭變為由商業造成的貪婪、無節制、腐敗、掠奪資源破壞環境的時候，自由傳媒如果看不到自己在促進社會與人文關懷中的位置，則只能墮落為上述花花世界的幫凶。
中國目前尚處在開放和瓦解專制的階段，但必須時刻警惕第二階段的到來，哪怕是在萌芽狀態。須知，這類變化總是“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