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四月一日“愚人節”當天，中國政府宣布了設立雄安新區的決定。這個新區的地域範圍涵蓋北京以南、天津以西的雄縣、容城、安新以及周邊地區，現行開發面積為100平方公裡的起步區，遠期控制面積為2000平方公里。官方在宣傳這個決定時稱：“這是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並且罕見地將此舉提到“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政治歷史高度。
為了凸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這一決策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官方還特意透露，習近平曾經在今年的二月二十三日專程前往該地區實地考察，並且主持召開了“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工作座談會”。河北省的領導人在傳達北京的部署時強調了雄安新區所要著力實現的七大目標，那就是要將雄安建設成一個綠色智慧新城、打造優美生態環境、發展高端新產業、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推進體制機制改革、開打全方位對外開放。
分析家們指出，中國政府的這個決定似乎意在疏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機構，同時打造與深圳、浦東類似、甚至超過上述兩個地區的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這一決策充分體現了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的特色，也有著非常濃厚的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性格色彩。也正是這種體制特色和個人色彩，迅速地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企業界和普通民眾的嚴重不安。決定公布之後，除了官方控制的媒體之外，網絡上的吐槽聲一片。民眾的不安並非沒有理由。
首先，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但是迄今為止它完全沒有體現出一絲一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向社會透明的規則。即使根據中國現有的法律，設立一個新的經濟和行政區域，最終也必須經過立法機構的討論和批准。人們不會忘記，中國的所謂“最高立法機構”上個月剛剛舉行，但是整個會議期間，所有的立法者卻被執政者完全地蒙在鼓裡。可見，這是中國領導人對中國人大制度、對兩千多“人民代表”再一次的公然玩弄和放肆羞辱。
其次，根據已經公諸於眾的信息分析，這個所謂的“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充分揭示了中國領導人對區位經濟和現代中心城市的理解力十分落後。自以為接近北京和天津兩大都市，加上目前“一窮二白”和便於規劃建設的現狀，便以為能夠隨意地“畫一個圈”，從而打造出一個現代都市，在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之後，中國領導人依然遵循的這種完全“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實在令人吃驚。
那雄安與深圳和浦東類比也顯得不倫不類。香港和上海兩大中心城市的強大吸引力，為深圳和浦東提供了建立起新增長極必需的市場、信息、技術和人才配套條件；當時中國舊有體制對其他地區嚴重束縛，使得對舊有體制不滿的企業家和其他生產要素紛紛到深圳和浦東尋求發展，正可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雄安新區實行的卻是既有模式，完全依靠中央政府舉全國之人、財、物力，違背市場規則，這樣的發展難以成功。
第三，這個決策所體現的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那種充滿帝王色彩的“雄才大略“，更是令人不安。為了體現個人色彩，不惜拋去基礎設施已經完備的濱海新區，從零開始創造一個地標城市，此類事情只有在沒有約束的極權制度下才能產生，這與前兩年提出的所謂“一路一帶”如出一轍。如此依靠揮霍國家的財力來“建功立業”，與舉國上下大小官員的“政績工程”又有何異？歷史將會證明，所謂的“雄安”計劃是一個令國人感到“雄而不安”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