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義興起,甚至港獨思潮也成為年輕人秘而不宣的共識,這是中共撕毀香港的雙普選承諾,以及近年破壞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以至大規模以中共權貴殖民的必然結果。然而香港的民主派當中,卻有一群僵化的愛國民族主義者,他們就有如台灣的統派,雖然仍堅持「愛國不愛黨」,卻在愛國與民主之間,選擇了愛國高於民主,於是當市民的想法改變,他們不是尊重市民的選擇,而是高高在上要「教育」市民「愛國」,如三年前的支聯會常委徐漢光,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也辱罵一番。
八九民運所追求的,是中國走向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所謂「愛國」,從來不是民運的「目標」--難道八九民運前的中國人不愛國嗎?當年的學生運動之所以搬上了「愛國」大旗,實際上有兩個原因 1. 希望感動到其他中國人支持民運,以擊破中共說是「別有用心」或者「勾結外國勢力」的講法 2. 天真幻想中共也是愛國的,因此拉上愛國,可以勾起中共領導人及軍人的同情心,而不會血腥鎮壓;歷史說明,即使拉上愛國,民運仍然難逃鎮壓的命運,不少中國人仍然堅信黨領導的國,也因而相信甚麼外國勢力論,說明「愛國不愛黨」,其實行不通。
因此「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當中「愛國」二字,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只是當年的人所決定用的招牌,根本不是甚麼「神聖不可改」的名稱;如果真正尊重民主,為何不許後人廢除或者改動?究竟違背民主精神嚴重,還是不提愛國與「建設民主中國」更嚴重呢?
由於老一代堅持不變,也由於對「支、教、民」集團的反感,年輕人則從質疑到反叛,變成全盤否定六四晚會,甚至口出惡言;港大學生會會長「畫句號」的失言,以至樹仁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鴇母龜公論」,則令六四爭議從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極端,再次反映了香港近年的政治問題,一直脫不離「中國傳統」--用語最惡毒,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批判華人醬缸文化之一,就是用語惡毒下流,這說明「愛華夏不愛中國」、「愛華夏文化不愛大一統」,如不去除華人文化的惡習,改以黃仁宇所主張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最終還是由一個毛澤東,變出另一個毛澤東--未掌權之前的毛澤東,即爭取「湖南獨立,自決建國」。
支聯會說「建設民主中國」是香港人的責任,意圖混入愛國主義,把「建設」的僭建到香港人身上;於是另一個極端則出來反駁,以親共五毛或「自帶五」的「中國有民主時要消滅你小香港」等言論,來說明「中國有民主更恐怖」;真正的問題是,中國有民主,比起中共瓦解更難,看看北方的蘇聯瓦解也要走回頭路,變成如今普京的極權俄羅斯,當了解以今日中國在多次錯過時機後,想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是非常的困難。
然而如果中國真的有民主,以中國之大,人民數量之多,省籍矛盾之深,國情之複雜,以至最簡單的道理--民主國家的政權根基,遠較獨裁警察國家薄弱,當說明無論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是甚麼,擁有一個民主中國為鄰,必較一個獨裁者帝國為好。香港人沒有責任去建設民主中國,或也沒有能力去建設民主中國,但無論以任何角度來看,都應該歡迎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能成功爭取民主中國--這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其政權能有選票制衡,對全地球的人類都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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